剛才替維維擦手，手指光溜溜的，的確沒有看見那枚三色戒指。克羅迪婭，我這才明白維維說那番話是什么意思，不由嘆口氣，心說這都不理解，她就是沖著你孫嘉遇也在那里才去參加舞會的。

    孫嘉遇跟著嘆口氣，“維維喝醉了會胡鬧，你要辛苦了。”

    “她喝成這樣你不心疼？”

    “我比較心疼你。”他翹起一邊嘴角看著我笑，調笑的意味極濃。

    他笑起來真是好看，牙齒雪白，五官標致，眉眼的輪廓象極了高加索人，卻有著當地人比不了的細膩。所以明知道他在占我便宜，一邊面孔還是不爭氣地熱辣辣發麻。

    “那什么，上回在七公里市場……那件事兒，謝謝你。”我強作鎮靜。

    “承蒙不棄您還記得我，真讓人感動。”他利索地干掉一杯咖啡，“我把你交給警察的時候，你可是一句話都不會說，死死抱著我不肯撒手，只會流眼淚。”

    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臉迅速地紅了，簡直不敢看他。那段時間的記憶，對我來說一直是個殘片，就像人喝醉了酒，事后無論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曾做過些什么。

    我囁嚅著岔開話題，“還有簽證，你幫我一個大忙，也沒機會當面說謝。”

    “這話我愛聽。”他似笑非笑地看著我，“你打算怎么謝我？”

    我接不上話。這人順竿爬的水平倒不壞，想起維維說她只要他對她真心，想起那個細腰長腿極盡妖艷的當地女孩兒，我沉下臉。

    “記著啊，你欠我一頓飯，我保留隨時追債的權利。” 他很識相，抓起大衣開門走了。

    天快亮的時候，彭維維醒了，在床上反復輾轉，痛苦不堪地嘔吐呻吟，我跑進跑出地服侍著，為她擦臉抹手，換床單拖地板，累得腰酸背痛。

    她睜開眼睛，仿佛不認識我，沙啞著聲音說：“你去睡，我沒事兒。”

    “維維，我不認得他，昨晚是個誤會，真的。”我急急地解釋。

    “算了，不關你的事兒，是我自己犯賤，對不起。”她疲倦地微笑，化妝完全糊掉，一大半眼影洇在下眼瞼上，另一半全抹在雪白的枕套上。

    那張臉依然漂亮，美麗的眼睛里卻帶著煞氣。我不敢胡亂說話，只能顧左右而言它，“起來洗個澡，吃點兒東西再睡吧。”

    她躺著沒動，眼圈烏青，象大病過一場。“你知道嗎？”她笑得似乎很歡暢， “我以為他是路易斯，沒想到他是萊斯塔特。”

    我一下笑出聲，“你個白癡，真以為自己是克羅迪婭？”

    “趙玫，你可千萬別碰他，那不是人，是個混蛋，簡直人盡可妻。”

    我唯唯諾諾著答應，她打了個呵欠，終于又沉沉睡去。

    上午有兩節語言課，我不想錯過。窗外曙光初露，補覺是不可能了。此刻倒下，不到中午十二點甭想起床，我索性換上跑鞋出去晨練。

    一路穿過半圓廣場和著名的“波將金”臺階，沿著海濱大道一路跑下去， 對面有跑步的人經過，目光在我臉上長時間地駐留。我沒有在意，沖他笑了笑，兩人擦肩而過。

    落葉在腳下刷刷作響，早晨的空氣寒冷卻清冽而純凈，彌散著海洋的氣息。身后有腳步聲追了上來，我回頭，清冷的空氣里看到一臉和煦的笑容，猶如春日午后的陽光。

    “早安。”他用英語說，“我是安德烈. 弗拉迪米諾維奇，還記得我嗎？”

    我仔細辨認片刻，差點失聲叫出來：“小蜜蜂……”

    真的是他，不過今日完全便裝，笑容溫柔，完全沒有警察局里故作冷酷的模樣。

    安德烈，奧德薩市警察局刑事犯罪科的警員，今年二十五歲，畢業于奧德薩國立大學。這是他的自我介紹。

    此次邂逅之后，他像是對我發生了濃厚興趣，每天清晨都會在“波將金”石階的盡頭等我一起鍛煉，逼得我天天按時起床和他會合。混得熟了，有時候下了課，也會和他一起去快餐店吃頓飯。

    我大概是有嚴重的“制服誘惑”情結，曾經因為對德國軍服的崇拜，被人在網上狂砸過板兒磚。而安德烈平時干凈得象個學生，穿起警服就帥得難以形容，深邃的藍眼睛在帽檐下帶點冷冷的神情，是我見過的最英俊的警察。

    不過比起中國人的伶俐，安德烈和大部分東歐的同齡人一樣，有點沒心沒肺的純樸，思維總是直來直去，好象腦子里缺根弦。

    他開著一輛二手“拉達”，前蘇聯的著名國產品牌車，四四方方一個殼，烏里八涂的顏色，要多難看有多難看。雖然他并不承認這是輛破車，可北京街頭曾經一塊二一公里的破夏利，都比他的車整齊。

    他為此嚴重抗議：“拉達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車品牌之一。”

    我不跟他爭辯，只是問他，“聽說你們做警察的，黑錢收得很厲害，黑社會都黑不過你們，你怎么窘成這樣？”

    安德烈的臉慢慢漲紅了，無意中提高了聲音，“玫，我希望你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你從哪兒聽來的消息，但我從沒有起過任何瀆職的念頭，我很驕傲我是個警察。”

    “對不起，”我沒想到他這么敏感，連忙認錯，“我言重了。”

    “你應該道歉，玫，你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我喜歡你，可是你不能誤解我。”他說得很認真。

    安德烈真是個英俊的男孩兒，連生氣的時候都讓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褲兜里，看著他笑，“安德烈，你真象個孩子。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近墨者黑，總有一天，你會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望著我，“也許你說得對，警局已經三個月沒有發薪了，人總要活下去。”

    他說的是實情。一個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納（烏克蘭貨幣），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烏克蘭，經濟已經開始復蘇，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國內，物價卻比國內高出一倍有余。進入天寒地凍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貴得讓人乍舌，西紅柿每公斤接近八個美金，黃瓜則超過十二個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費，也只能偶爾打打牙祭，而當地人的餐桌上，僅有土豆、洋蔥和胡蘿卜，吃到人反胃。

    我聳聳肩，學著瓦西里的口氣說：“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跟我走，我請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興。我走過去接受他的擁抱，然后把手臂穿進他的臂彎。

    來烏克蘭四個月，對斯拉夫民族表示親熱的方式，我從最初的惶恐已經逐漸適應，但和男性實施起來還是不大自然。不過在安德烈面前，我總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輕佻，也許是他太實在，很容易就讓人消除戒心。

    酒館里人聲嘈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