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思想體系幾乎完全顛覆了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秩序。純之又純的伊斯蘭主義認為，國家不能成為一個國際體系的出發點，因為國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國家在演變成為一個規模更大的宗教實體的過程中，充其量也許可以獲得某種臨時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國內政不能成為一個指導方針，因為對國家的忠誠偏離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戰者有義務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蘭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潔，而不是穩定，才是這一世界秩序觀的指導方針。

    阿拉伯之春和敘利亞的劇變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暫的時間內曾給人帶來希望，讓人以為新的一波改革將把這一地區相互爭奪的專制政權和圣戰勢力掃入歷史角落。西方政治領導人和媒體興高采烈地歡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勢的劇烈動蕩，把這視為一場由青年人主導的促進自由民主原則的地區革命。美國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種種要求，認為它們反映了對自由、自由公平選舉、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剝奪的訴求，絕不應坐觀其敗。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嶇不平，充滿艱辛。專制政權垮臺后的局勢凸顯了這一點。

    西方不少人認為，埃及的解放廣場起義驗證了一個觀點，即早就應該推動取代專制體制的新體制了。但問題其實在于，美國很難找到可以用來建立多元化體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機制的領導人（這就是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軍人政權之間畫了一條線，支持與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會）。

    美國希望看到這一地區實現民主化。共和、民主兩黨的歷屆政府均懷有這一愿望，因而淋漓盡致地表達了美國的理想主義。然而，安全觀和促進民主常常相互沖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發現，很難找到真正認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僅僅把民主當作個人獨裁手段的領導人。同時，強調戰略優先的一派又無法說明現有的政權如何最終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過改革進行演變。促進民主化的做法無法解決在追求其目標時日益顯現的真空，只考慮戰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現有機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現為新一代人爭取自由民主的起義，但很快遭到排斥，進展受挫甚至遭到鎮壓，當初的興奮化為無奈。既有的政治勢力不僅與軍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還和農村的宗教勢力相連。事實證明，他們比在解放廣場爭取民主的中產階級更強大，組織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實際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內部矛盾，以及旨在解決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號人民要求政府下臺！并沒有說明人民指誰，或政府下臺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當初呼吁開放政治和經濟生活，日后被軍人支持的威權主義與伊斯蘭教意識形態之間的暴力較量所淹沒。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廣場宣揚世界主義和民主價值觀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終并沒有成為這場革命的繼承人。電子社交媒體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廣場聚眾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國家體制。在示威活動最初取得勝利后出現的權威真空中，起義前即存在的各派別往往更有能力影響最終的結局。通過民族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的融合求得團結的誘惑，蓋過了當初的起義口號。

    2012年，在一批更激進的宗教極端主義團體組成的聯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穆爾西當選為總統。當初解放廣場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時，穆斯林兄弟會曾信誓旦旦，說不謀求總統一職。伊斯蘭教政府掌權后，開始將自己的權威體制化，對支持自己的人有組織地sao擾威嚇婦女、少數族裔和持不同政見者的行為視而不見。埃及軍人決定推翻這屆政府，宣布重啟政治進程。結果，連已經靠邊站的世俗民主派別也對此表示歡迎。

    這一過程提出了人道主義外交政策問題。人道主義外交政策不同于傳統外交政策，它批評國家利益觀或均勢概念缺乏道義內涵。它通過改變侵犯普世的正義原則的狀況，而不是消除某種戰略威脅，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種外交政策風格的價值觀和目標，反映了美國傳統至關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為美國戰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實施，又會讓自己陷于兩難處境：美國是否認為，凡是針對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眾起義，包括針對此前認為對維持國際體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義，美國都有義務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質？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國內發生公眾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國的盟友？美國對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貢獻就是譴責、反對或參與推翻它認為專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視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與美國有著傳統友誼的一些國家政府看來，美國傳遞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處，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國拋棄。

    西方的傳統包括對民主體制和自由選舉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如果無視深深扎根于美國道德事業的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國人民的長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別把民主視為建立宗教統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這種統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對這些派別應用這一原則，宣揚選舉有可能導致只有一次民主選舉的機會。埃及恢復了軍人政權后，在美國再次引發了一場爭論，而且迄今為止都沒有爭論出任何結果：戰略利益重要，還是促進人道、合法的統治重要？而且這似乎還牽扯到一個時機問題：在何種程度上，應該為了一種理論意義上的演變結果而犧牲安全利益？兩者其實都很重要。忽略未來的民主前景;假設我們知道如何影響它的走向;含有長期風險。因無視安全因素而忽略當前現實，可能馬上會招來大禍。傳統主義者和行動主義者之別就取決于以上差異。每當這個問題出現時，政治家都必須在兩者間加以權衡。有時會發生一些事件，比如種族滅絕，其后果之嚴重，足以使天平傾向撇開戰略考慮進行干預的一邊。但作為一般規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將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結合在一起。而在美國國內的爭論中，兩者常常被視為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