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輔國最后被任命為司空兼中書令。歷史上專權(quán)的宦官很多，但正式為中書令即宰相的，只有李輔國一人。與此同時，肅宗的妻子張皇后也不叫人省心，與李輔國爭權(quán)而欲另立太子。關(guān)于這個女人，為了麻痹肅宗，經(jīng)常叫丈夫喝“玄鴟腦酒”。這種酒有個特點，就是喝完令人健忘。

    也就是說，軟弱的肅宗一面被李輔國欺負(fù)，一面被張皇后玩弄。

    玄宗作為太上皇，已經(jīng)沒一點權(quán)力。晚年的他倍感凄涼，只有高力士仍忠心地伺候在身邊。他們最初居住在長安城東南的興慶宮。有一次，玄宗蒞臨該宮的勤政樓，被長安市民發(fā)現(xiàn)，人們看到這位從他們視野里消失已久的開元皇帝已蒼老如此，不僅歡呼萬歲，而且聲淚俱下。那一刻玄宗萬言難表。李輔國得知后，以游覽為由，將玄宗強制遷移到大明宮旁的太極宮，以便隨時監(jiān)視；又把高力士流放到遙遠(yuǎn)的南方。雖然太極宮緊鄰著肅宗所在的大明宮，但李輔國不允許皇帝父子見面。

    寶應(yīng)元年（公元762年），太上皇玄宗李隆基，在無限的憂傷中去世了。

    此時肅宗也是重病在身，張皇后欲滅李輔國，沒想到被后者逆襲。當(dāng)時，李輔國持劍入寢宮搜捕，從肅宗身邊把服軟求情的張皇后拖了出去，最后處死，創(chuàng)造宦官專橫的一個新紀(jì)錄。當(dāng)時肅宗臥床不起，看到這一幕后，驚嚇過度，沒幾天也死了。基本上可以認(rèn)為，他是被宦官嚇?biāo)赖摹８吡κ恳菜烙谶@一年，他是在聽到玄宗去世的消息后絕食而死。李輔國也死于這一年，他被新即位的代宗皇帝遣人刺死了。記住這一年是公元762年，寶應(yīng)元年。因為死的人還不止這些。這一年，李白也死了，據(jù)說是酒后撈月淹死的。

    大唐以這樣方式徹底結(jié)束了自己的盛世時代。

    肅宗李亨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他一共做了六年的皇帝，這六年正是“安史之亂”中的六年，甚至他死時變亂還沒有結(jié)束。六年中，他一天也沒消停過。即位前，作為老太子的他感到不爽，真正做了皇帝后，似乎才知道管理這龐大帝國的艱辛。

    那是即位之初。一日，掌管皇家府庫的年輕官員向他報告：“陛下，近日整理府庫，在庫房深處有異光射出，不知道是什么寶物。”

    肅宗說：“難道是上清珠？”

    官員：“上清珠？”

    后來經(jīng)查驗，發(fā)光之寶正是上清珠，而且當(dāng)年包裹該珠的絳色輕紗還在。

    肅宗突然很思念他那被強行奉為太上皇的老爹爹。雖然在父親的陰影下壓抑生活了很多年，但那一刻他還是潸然淚下。召集大臣后，肅宗親自捧著上清珠，從龍椅上走下來，向諸人展示：“看，這就是上清珠，乃我大唐開元年間（公元713年～741年）西域之國所進獻，當(dāng)年我為少年郎，父親撫我發(fā)髻，親賜于我……”

    唐朝刺青文化

    古代詩歌的審美向度到中晚唐已蔚為大觀，五言如“欲持一瓢酒，遠(yuǎn)慰風(fēng)雨夕”（韋應(yīng)物），再如“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墻”（溫庭筠）；七言如“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劉禹錫），又如“當(dāng)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白居易）。尤其是白居易的詩，有著這個帝國最龐大的熱愛者。如果他開微博的話，粉絲必然是超過李白、杜甫的，李商隱也不在話下。

    除奇聞怪談外，《酉陽雜俎》中還有大量的唐朝社會新聞，段成式以別樣的視角，記載了白居易受歡迎的程度：“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記。反手指其札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鎖勝絕細(xì)。凡刻三十余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晚唐時，荊州有市民叫葛清，是白居易的狂熱粉絲。狂熱到什么地步？在他身上，自脖子以下刺了三十多首白居易的詩，同時還配有插圖，最終促成“體無完膚”這個成語的誕生。如在“不是此花偏愛菊”一句旁刺了幅畫，畫上有人手持酒杯，站在菊叢前；又刺有詩句“黃夾纈林寒有葉”，所配插圖是棵古樹，葉如彩色絲帛，繪工精繁，令人叫絕。類似的詩畫，在全身上有三十多處。段成式居荊州，與朋友夜宴，曾親自找來此人，現(xiàn)場觀看了身上那些詩畫刺青，大家稱之為“白舍人行詩圖”。

    這則來自唐朝的新聞神奇如此。放到現(xiàn)在，必然是報紙社會新聞版的頭條。

    新聞中除道出葛清如此迷戀白居易的詩歌外，還傳達出另一個信息：作為唐朝城市里的流行時尚，刺青在生活中是多么普及。

    刺青，或稱文身，作為一種民間習(xí)俗，古來有之。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古越國，其民“斷發(fā)文身”。作為一種圖騰文化，刺青最初跟自然崇拜有關(guān)，被認(rèn)為具有避邪的功能。再后來，功能漸漸具體，成為一種刑罰，即“黥刑”。直到西晉時，法律還規(guī)定：“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段成式的三從兄，唐德宗貞元年間出行，隨從在地上拾了數(shù)片顱骨，欲以其為藥引，其中一片上就寫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蹤入骨也”。

    刺青的民間化開始于唐朝，不但流氓喜歡，而且文人也喜歡，技術(shù)水平也越來越高，成為被欣賞的藝術(shù)妝飾。所刺內(nèi)容，主要為動物、人物、花樹、佛像、文字。到北宋，作為刑罰的刺青依舊存在，宋江哥哥和殺人狂武松，犯案后臉上不就被刺了字嗎？雖然是文學(xué)作品中的角色，但并不影響對所處時代風(fēng)尚的反映。同時，妝飾功能更加突出了。史進、燕青、魯智深身上莫不有精美的刺青。李師師看完燕青背上的刺青后愛慕不已，當(dāng)時就有了私奔的念頭，由此可見刺青之魅力。南宋后，刺青漸漸淡出生活的視野。再到后來，刺青者被習(xí)慣性地認(rèn)為是黑道人物的標(biāo)志，成為審美文化中的禁忌。當(dāng)然，現(xiàn)在又當(dāng)別論了。

    《酉陽雜俎》中，不僅僅記載了葛清的故事，還有其他令人叫絕的，不妨摘引如下：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札，備眾物形狀，持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部，三千余人，悉杖煞，尸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太寧坊力者張斡，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胸腹為山亭院，池榭、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xì)若設(shè)色。公悉杖殺之。

    長安市井多惡少，喜歡刺青，一人名叫張斡，左右胳膊所刺的字樣確實酷。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札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shù)十，其下懸鏡，鏡鼻系索，有人止側(cè)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成都小將韋少卿，不愛讀書愛刺青，胸前刺一棵大樹，枝上落著數(shù)十只鳥；樹上垂下一面鏡子，鏡鼻上系有一根繩子，其繩引至一側(cè)為人所牽。人問其意，答：沒讀過玄宗時宰相、燕國公張說的詩么？其中一句叫“挽鏡寒鴉集”！宰相張若天上有知，當(dāng)感動得再死一次了。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豆脫杖捷如膠焉，后為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yōu)伶輩曰：“蛇咬爾。”優(yōu)伶等即大叫毀而為痛狀，以此為戲樂。

    崔承寵官至黔南觀察使，少年時曾在身上刺蟒蛇，蛇頭在右手，經(jīng)胳膊，在脖子上纏了一圈，往下盤桓于小腹，再向下直至小腿方止。平時會見賓客，往往用衣袖將手上的刺青蓋住，但喝醉后就顧不了那么多了，常舉手伸腕，抓住表演節(jié)目的優(yōu)伶取樂：“讓我身上的蟒蛇咬你，信不信？”做到黔南觀察使官已是不小了，但身上仍保持刺青，可見唐時這一時尚多么流行。

    賊趙武建，札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jié)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guān)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奇異的是，二盜賊于臂膀所刺之詩，都被收入《全唐詩》。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斗，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zhuǎn)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shù)三十余不絕。經(jīng)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成都無賴趙高性好斗，曾入獄，因其后背刺有佛教毗沙門天王的畫像，官吏不敢杖打其背。這倒不失為一種躲避杖刑法。不過最后還是挨棍子了。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后數(shù)刻，偃將責(zé)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shù)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嫠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他事杖殺典。及大和中，南蠻入寇，偃領(lǐng)眾數(shù)萬保邛峽關(guān)。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jié)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撻。恃其力，悉眾出關(guān)，逐蠻數(shù)里。蠻伏發(fā)，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shù)十槍而死。初出關(guān)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于陣。

    將仇人的名字紋于身上。

    房孺復(fù)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妝稍佳，崔怒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妝焉。

    一個生性嫉妒的女人，不叫身邊的女婢梳高髻，化濃妝，有一新來的婢女不知規(guī)矩，化妝稍濃，引得該婦大怒：“你不是好化妝嗎？我給你化！”于是叫人刻其眉，用青顏料填上，又將鎖柱燙熱，用其烤婢女的眼角，后于傷口處敷上朱粉，及至rou痂脫落，傷處一如所化的濃妝。

    近代妝尚靨如射月，曰黃星靨。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鄭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yī)合藥，醫(y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dāng)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差，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點跡。大歷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唐朝女孩喜歡化一種叫“黃星靨”的妝，即以丹粉點面頰，形似酒窩。此外，女孩還喜歡作“花子”即梅花妝，起自上官婉兒。當(dāng)時，婉兒因傷及額頭，留下傷疤，乃于傷疤處刺了一朵梅花作掩飾，誰知該妝竟風(fēng)靡宮廷，傳至民間，中唐時已成女孩化妝的首選。另外，唐代宗大歷年間之前，嫉婦們在家庭生活中一不如意，便喜歡在丫環(huán)或小妾臉上作月亮或銅錢狀的刺青，時稱“月點”“錢點”。

    唐朝時，長安、成都、荊州是三大刺青地。

    這三個地方，段成式都長時間生活過。長安為首都，刺青風(fēng)尚自然立于潮頭，但工藝最精妙的卻是成都和荊州。成都的刺青在色澤上冠蓋天下，鮮亮明艷得猶如卷畫，段成式曾問其秘訣，有小工答：只不過是用質(zhì)量最上乘的好墨罷了。從中唐開始，由于市場需要的增加，產(chǎn)生了一個新職業(yè)場所：刺青作坊。在荊州，貞元年間，從事刺青的手藝人就研發(fā)了一種萬能印，上面有一排排刺針，可隨著魔方般的轉(zhuǎn)動，任意使用所需要的。

    從中唐時代起，一些貴族女孩也開始在肩膀上刺花朵與水果了，比如芍藥，再如牡丹，又如小巧的櫻桃與爆裂的石榴。

    關(guān)于刺青的故事，該說的都說了。

    現(xiàn)在，還是回到開篇的葛清身上，順著所刺的那一首首詩，追尋一下白居易的人生路程吧。為什么從市井上的葛清，到大明宮里的皇帝，從日本的留學(xué)生，到夜宴的座上賓都狂熱地喜歡著他的詩？如果一個人的作品被高端人士喜歡，那么很正常；如果一個人的作品被大眾喜歡，更沒什么奇怪的。但是，假如一個人寫的東西，同時受到高端和大眾的迷戀，那么這個人就值得研究了。

    白居易，字樂天，祖籍山西，唐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鄭，也就是陽歷的2月28日，李白、王維的陽歷生日也是這一天。雙魚座的白居易聰慧而刻苦，細(xì)膩而敏感，又有剛直一面。跟成長在“安史之亂”后的唐朝青年一樣，他還有家國的情懷，希望通過努力，重現(xiàn)大唐盛世。不滿二十歲時，白居易去長安漫游過一次，拜見了老詩人顧況，留下那個著名的典故。顧：“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看完白詩后，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難！”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八歲，入長安參加科舉考試，因詩賦才華橫溢，一考即中。他被授予的第一個官職是秘書省校書郎，負(fù)責(zé)在皇家圖書館校對訂正典籍。按仕途慣例，進士在朝廷干過一段時間后要到基層鍛煉，白居易隨后做了長安附近的周至縣縣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筆耕不輟，寫出人生第一首杰作《長恨歌》，一夜之間名滿長安。接下來，陸續(xù)做了翰林學(xué)士、左拾遺（諫官）、京兆府戶曹參軍（長安財政局長）、太子左善贊大夫（東宮太子的屬官）。做左拾遺時，剛直方正，贏得了名聲，也得罪了人。隨后，就到了對詩人來說極為重要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這一年夏六月，藩鎮(zhèn)李師道派遣刺客潛入長安，在力主削藩的鐵腕宰相武元衡入朝途中將其刺殺。這是自古以來未有的事件。白居易怒發(fā)沖冠，第一個站出來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在我們看來，不但沒錯，且忠烈可嘉。但官場的規(guī)則，白居易忘了；他做諫官時得罪過的人，白居易忘了。所以，有大臣站出來指責(zé)白居易：白擔(dān)任太子左善贊大夫，是東宮太子屬官，而宰相被刺后，上疏言事的應(yīng)是朝廷諫官，白居易先于朝廷諫官上疏，破壞了朝廷規(guī)矩，也就是說越位了。就在這時候，還有人向白居易砸去更重的石頭，這就是“不孝”的罪名，稱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時卻寫下與花、井有關(guān)的詩歌……

    各種看著白居易別扭的人暫時團結(jié)在一起。這樣一來，憲宗皇帝也騎虎難下，于是貶白居易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時非常重要，屬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顧。但白居易剛出長安，時任中書舍人的王涯（死于“甘露之變”的那位宰相）落井下石，對皇帝說，不孝的人怎么能做一州刺史？憲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貶白居易為江州司馬。

    命運仿佛跟白居易開了個玩笑。他不明白自己錯在哪里，即使先于諫官上疏，不合朝廷規(guī)矩，也罪不至此吧？后來我們看《唐律疏議》發(fā)現(xiàn)：這確實不構(gòu)成罪名，何況上疏的背景是宰相被刺這樣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為什么有人落井下石。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還好，途中收到摯友元稹的書信，山水間孤立無援的白居易一時間熱淚盈眶。

    此時白居易詩名天下皆知，江州刺史對他非常照顧，所以白居易雖官為司馬，但實際上是非常閑的。他常一人獨上廬山，那里有著名的東林寺。白居易在山上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別墅。幽谷花樹間，白居易訪僧問道，流連忘返，“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但實際上，詩人仍意氣難平，在與妻兄《與楊虞卿書》中，他這樣寫道：“（武元衡被刺后）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反憂國之甚也？仆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

    轉(zhuǎn)年秋天的一個傍晚，白居易于江邊送客，蕭瑟秋風(fēng)撫過，詩人感到一絲人生的寒冷。然后他就看到那傳來凄美琵琶聲的小船，《長恨歌》之外的另一首杰作《琵琶行》由此誕生。在這里，不想去說詩歌本身的藝術(shù)價值，而只想靠近詩人那一夜的心境。對他來說，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兩句說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在這個夜晚，他這樣的士人，與一個流浪的琵琶女，有什么不同？詩人另一種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經(jīng)在江州悄悄拉開一角。

    貶官前，白居易剛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東漢士風(fēng)；貶官后，趨向于獨善其身，“世事從今口不言”。后來的白居易，在長安與外地的仕途間輾轉(zhuǎn)，最終在東都洛陽做了閑官，跟裴度、劉禹錫詩酒相酬，野游夜宴，一心一意地實踐著自己的“中隱”哲學(xué)。大隱隱于長安的朝廷，小隱于這個國家的山野，中隱則指的是做京城之外的閑官。

    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三月初三，在洛陽，白居易、裴度、劉禹錫等十五位名士，模仿東晉的蘭亭雅會，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春宴。“河南尹李待價將禊于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裴度）。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

    盛唐造就了李白，“安史之亂”成全了杜甫。但從士人心靈史的角度看，給后世影響最大的唐朝士人是白居易。他既是“中隱”概念的最初闡釋者和實踐者，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先驅(qū)。他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度過了后半生。

    但白居易仍有自己的底線，堅持著自己的人生意志。在中晚唐綿延四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沒有投入哪一方陣營，哪怕他是“牛黨”主力楊虞卿的妹夫，哪怕他常與牛僧孺唱和，哪怕他最親密的朋友元稹站在了“李黨”一邊，哪怕始終厭惡他的李德裕把他的詩篇扔掉。當(dāng)兩黨成員為扳倒對方而紛紛親近專權(quán)的宦官時，白居易依舊不為所動地堅持著自己獨立的人格。《新唐書》對他的最終評價是“完節(jié)自高”，這非常準(zhǔn)確。

    唐武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白居易七十歲，以刑部尚書致仕，正式退休。白居易退休那一年，摯友劉禹錫離開了這個世界，密友元稹多年前就不在了。前幾年，同居洛陽的老上級裴度也去世了。看不上自己的李德裕還在，唐武宗即位后深得信賴，回長安做了宰相。在他的鐵腕治理下，不敢說回到盛唐時代，但跟憲宗時的“元和中興”有些相似了。白居易在失落中有些欣慰，那些都是他曾經(jīng)的夢啊。

    朋友們一個個地離開這紛繁險惡的人間，是什么支撐白居易繼續(xù)走下去？“棲心釋梵，浪跡老莊”。

    始于儒，中于道，終于釋。

    晚年的白居易，經(jīng)常流連在洛陽的群山中。

    看一下唐人康駢筆下晚年的白居易：“白尚書為少傅，分務(wù)洛師，情興高逸，每有云泉勝境，靡不追游。常以詩酒為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侄同游，倚欄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xiāng)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卯角仆烹魚煮茗。溯流過于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嘆，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說的是，工部尚書盧簡辭，在洛陽伊水邊有別墅，此年冬天落雪之際，與家人登亭遠(yuǎn)眺，忽見清寒的水上，有小舟一艘，上有一人著白衣，與高僧閑坐，神姿高逸，或烹魚煮茗，或吟詩長嘯，舟過盧家別墅時，簡辭叫人打問是誰，回稟道：是白居易先生，正往香山寺去。

    盧簡辭追羨良久，以后逢人就說所見的這一幕。這是現(xiàn)場目擊者眼里晚年白居易的最真實寫照。

    作為一個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禪（包括老莊之道）作為自己心靈的補充，在這個過程中去獲得莊、禪悠然自得之樂，從而開辟了兩宋士大夫的心靈之路。中國士人的心靈步伐止于白居易。因為白之后的士人在心靈上沒拿出更新的東西。至于被我們認(rèn)為的士之完人蘇軾，在內(nèi)心軌跡上所追尋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白居易雖閑居洛陽，但在詩壇上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大，全面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詩人。無論帝國哪個階層的人，出口都能背誦白居易的詩。作為一個詩人，還有什么比這更叫人高興的呢？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此時武宗死，宣宗即位，還沒改年號），七十五歲的白居易病逝于洛陽。朝廷贈尚書右仆射。詩人一去，唐朝詩壇空了半邊。白居易作何想法？還好，為他寫墓志銘的人叫李商隱。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這是白居易的《問劉十九》，一首小令。可是，也許就在這短短的行間，包含了他一生的夢想、痛苦、歡愉和嘆息。唐宣宗即位之初，有意起用閑居洛陽的白居易為宰相。但詔書還沒發(fā)出去，白居易去世的消息就傳來了。宣宗傷感不已，提筆寫下《吊白居易》：“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雙魚座李白，水瓶座杜甫

    古代文人成名何其難！在沒現(xiàn)代傳媒的情況下，靠著毛筆在紙上寫詩文的他們，通過口口相傳，仍能“名播海內(nèi)”，可見優(yōu)秀到什么地步。李白就是這樣的人物。當(dāng)然，杜甫也是。但在生前，跟李白比，他的名氣差多了。

    唐玄宗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和杜甫相遇于東都洛陽。

    后來人們對此有至高的評價，認(rèn)為這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令人心跳的相遇。一個被稱為詩仙，一個馬上稱為詩圣，一仙一圣的碰撞，太激動人心了。于是就說，李白和杜甫惺惺相惜，從此結(jié)下深厚的友誼。

    真的是這樣嗎？

    年歲小的杜甫對李白的無限景仰是真的，他一生中寫了很多詩獻給李白，比如《飲中八仙歌》《贈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春日憶李白》《冬日有懷李白》《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等。

    李白呢？

    似心不在焉，寫給杜甫的詩寥寥可數(shù)：《戲贈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戲贈杜甫》中還把杜甫輕嘲一番：“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不過，《酉陽雜俎》獨家披露了李白寫給杜甫的第四首詩：李白名播海內(nèi)，玄宗于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后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賦》《別賦》。及祿山反，制《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眾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故事有兩個看點：一是放曠不羈的李白叫高力士為他脫靴子；二是李白與杜甫的關(guān)系問題。關(guān)于高力士為李白脫靴子這件軼聞，只見于《酉陽雜俎》，后被人廣泛引用。但最令人關(guān)心的還是李杜的關(guān)系。

    按段成式自述，他偶然在李白祠亭上見到一首《宴別杜考功》，首尾句如下：“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但即使加上這一首詩，也不過四首而已。何況，南宋學(xué)者洪邁認(rèn)為《戲贈杜甫》一詩并非李白所寫，而是好事者為之。他甚至認(rèn)為《宴別杜考功》中的“杜考功”也不是杜甫。那么，按洪邁的判斷，李白只給杜甫寫過兩首詩。

    但無論是四首，還是兩首，區(qū)別是不大的，都可以說明，李白對杜甫也就那么回事兒，而并非像后世研究者意yin的那樣兩個人到了摯友的地步。李白很少給杜甫寫詩，而且詩中看不出太多的真情，或者說不怎么愿意搭理杜甫，大約有幾個原因：一跟杜甫還沒有成名有直接關(guān)系。但這跟見人下菜碟沒什么關(guān)系；二跟李白的性格有關(guān)。孤傲灑脫如李白，總是不會嘰嘰歪歪地給一個人寫詩玩；三是二人關(guān)系真的很一般。在李白心中杜甫也就是個一般人兒，他們的友情遠(yuǎn)比不上李白和王昌齡。當(dāng)王昌齡被貶西南時，李白飽含真情地寫下“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當(dāng)然，也有人說，李白還是給杜甫寫了不少詩的，但“安史之亂”中遺失了。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關(guān)于李白和杜甫關(guān)系的真相，不能因為杜甫在《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中寫有“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這樣的句子，就認(rèn)定二人情同手足。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杜甫的一廂情愿。

    李白和杜甫的關(guān)系，說到底是明星和粉絲的關(guān)系。

    以李白的性格，會真正喜歡上無論是性情還是詩情都比較悶的杜甫嗎？可能性不大。也有人說，兩個人的性格正好互補啊。我告訴你，無論在友情上，還是在愛情上，這種所謂互補都是貌似有理的扯淡話。對李白來說，他所傾心交往的，更多是王昌齡那樣的詩情豪邁之人。

    如果稍微八卦一點，可以從星座的角度考察一下兩個人的關(guān)系。

    李白是雙魚座，陽歷2月28日生日（公元701年陰歷正月十六生于四川江油，所謂出生于中亞碎葉城不實），和白居易、王維是同一天。三個桂冠詩人同一天出生，這本身就是個奇跡。接著說杜甫。老杜生日是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陰歷正月初一，也就是當(dāng)年春節(jié)，對照萬年歷換算，公元712年春節(jié)，是陽歷的2月12日，也就是水瓶座。

    很多人會說，李白像雙魚座，但杜甫實在不像水瓶座啊。按史上記載，綜合分析老杜的性格，只能是個土象星座，比如摩羯、處女、金牛啥的，怎么可能是風(fēng)象的水瓶呢？但別忘了，我們說的星座指太陽星座，但真正決定一個人性格的，往往是上升星座（一個人潛意識里想成為的那種人）。

    查上升星座就需要動用星盤。但這也不是很難，知道出生地點和時間就可以了。杜甫原籍湖北襄陽，出生在河南鞏縣，今天的鞏義市。按《本事詩》記載，杜甫出生在午時之初，即臨近中午的十一點多。由此去查，會發(fā)現(xiàn)杜甫的上升星座恰恰是土象的金牛座。李白呢，不但太陽星座是雙魚，上升星座也是雙魚——當(dāng)日卯末出生，即早上臨近七點。

    從詩風(fēng)上分析一下。

    雙魚當(dāng)然以浪漫為主打，想象力在十二星座里最發(fā)達，這也確實是李白的詩風(fēng)。水瓶以冷靜犀利著稱，慣于剖析現(xiàn)實，跟杜甫切合。在性格方面，水瓶看似新潮，實則保守。金牛更是如此。

    這時候，可以看一下雙魚和水瓶（金牛）的關(guān)系了。

    友誼上，水瓶對雙魚來說是可有可無的，好比飯后甜點；而雙魚對水瓶來說，更多如主食，認(rèn)定了會交往一輩子。在某些時候，雙魚也許是欣賞水瓶的，但總的來說在內(nèi)心并不認(rèn)同。至于雙魚和金牛就更合不來了。金牛會被雙魚特有的浪漫飄逸的氣質(zhì)所吸引，但接觸后雙魚卻會厭倦金牛身上的沉悶，從而逐漸地將之疏遠(yuǎn)。此時的金牛，往往沒有察覺，而繼續(xù)按自己的節(jié)奏追尋這段友情。怎么可能呢？對雙魚的疏遠(yuǎn)，金牛即使發(fā)覺后，通常也不知道為什么。他不懂得雙魚需要的是新奇，而這是金牛給不了的。因此，這必然是一對貌合神離的朋友。

    而這，正是杜甫和李白關(guān)系的真相所在。

    當(dāng)然，后來杜甫玩大了。而李白，雖然在多數(shù)情況下被推為古代第一詩人，但真正考察他的詩歌，會發(fā)現(xiàn)：真正透入骨髓的佳作并不是很多。當(dāng)然，這些對李白來說無所謂。因為他即使一首詩都不寫，也是個詩人。這是天生的詩人和后天的詩人的區(qū)別。這也是李白和杜甫的區(qū)別。但不要以為這兩類詩人有高下之分。作為后天的詩人，杜甫屬于透過時光的利箭而歷久彌堅的老家伙。看吧，縱觀唐朝乃至整個古代，誰能寫出《登高》：“風(fēng)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這樣的詩歌一出，曾經(jīng)的粉絲也就最終從文本上超過了那個時代的偶像和桂冠詩人。

    文學(xué)青年王勃

    有唐一代，詩人們把詩歌推向高潮，每個人都那么出色。所有的感情，被那個年代的人用盡了；所有的好詩，被那個年代的人寫盡了。

    本故事的主人公王勃，是開大唐風(fēng)氣之人。他力壓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而為“初唐四杰”之首。盡管“烽火照西京”的楊炯不服，說恥在王勃之后，但無論如何，王是唐朝的第一個天才詩人。王勃的詩篇當(dāng)然很好，但文章更好。早年，還不到二十歲，王勃曾為沛王李賢的侍讀。其間，因一篇才華初露的戲作《檄英王雞》而觸怒了沒有幽默感的高宗皇帝，隨后將其逐出王府。

    幾年后，一篇即席而作的《滕王閣序》，充分展示了青年的無比才華。此賦一出，華蓋古今，無出其右者。可以說，幾乎到了句句珠璣的地步。

    那是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秋，王勃去探望身為交趾縣令的父親。

    他孤身一人南下：淮陰、楚州、江寧、潯陽，路過洪州也就是南昌時，正趕上重修的滕王閣落成，都督閻伯嶼于重陽日大宴賓朋。王勃有幸受邀。開宴前，閻伯嶼為向眾人推出女婿吳子章，而叫吳提前寫了一篇重修滕王閣的序，并叫他反復(fù)背誦，為的是在宴會上露一手。

    宴會開始，酒過三巡，閻伯嶼按事先設(shè)計的，請在座諸人現(xiàn)場作序。與會賓朋毫無準(zhǔn)備，亦不曉得領(lǐng)導(dǎo)用意，故而皆推辭了。就在閻伯嶼準(zhǔn)備叫女婿現(xiàn)場“作序”時，看到正在獨自飲酒的王勃，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后生。于是，閻伯嶼無意地問了一句：“王子安，可否現(xiàn)場作一序？”

    他以為小伙子會像其他人那樣推辭，但沒想到王勃振衣而起，叉手施禮：“敢不從命？！”

    閻伯嶼一愣。

    王勃要過紙筆，沉思片刻，揮筆疾書。閻伯嶼很郁悶，確切地說很氣惱，但已經(jīng)如此，又不好發(fā)作。就在王勃疾書時，離席去了偏室。但對王勃所寫之序又感好奇，故而叫人出去觀看，順便進來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