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愛玲又是一個十足的女孩。她的母親美麗時髦，常愛做許多衣服，父親免不了嘀咕：“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小愛玲卻在母親試新衣時，仰臉細瞧，羨慕萬分，簡直有些等不及要長大。便發出了小女孩般的女性宏愿：“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以消化的東西。”

    張愛玲的母親是一個新派女性。她對張愛玲的影響是一種文明的教養和氣質的熏陶。盡管童年時她并沒有給小愛玲多少母愛，唯一表示母女之情的卻是在她睡醒時，將小愛玲抱至她的被上，讓還不太省事的愛玲背唐詩，認方塊字。于是，就在銅床邊，錦被上，張愛玲開始了她的識字生涯。

    后來，母親與姑姑一同留洋學畫，愛玲便獨自在大宅中看著另一出生活。父親將早已在外娶留的姨太太接進了宅門。

    小愛玲便在一派大觀園似的歌舞升平，風月歡場里長到了八歲。

    八歲那年，她隨家搬到上海，母親也由法國趕回。父親決心痛改前非，遣走姨太，戒掉鴉片，父母重歸于好。這段時間里，母親的西式教養給了小愛玲很大的熏陶。“我們搬到一所花園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話書，家里陡然添了許多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我母親和一個胖伯母并坐在鋼琴上模仿一出電影里的戀愛表演，我坐在地上看著，大笑起來，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

    受過西洋教育的母親期望將女兒教育成洋式的淑女風度，教愛玲畫圖畫，配色，還彈鋼琴學英文，培養書卷般的傷感，為一朵夾在書中的花而哭泣，為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而歡笑。

    這是一段完美的家庭生活，只因極其短暫，而留給了張愛玲童年中最美好的記憶。

    終于，父母因不和協議離婚。母親又獨自去了法國。張愛玲又跟著父親一并回到了那個如同老式舊棉靴樣的溫暖卻又滯舊的家庭環境里。這個家庭里不再有奇異的西方文化的鮮活，只有東方文化中厚重沉沉的鴉片，教“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連整個空氣都是懶洋洋灰撲撲，繚繞在鴉片的云霧里，各式小報散亂地攤在房間的各個角落，交談的是親戚間的笑話，整個是一杯下午的陳茶，在淡而無味的感覺里，有一種沉下去的昏睡的慵懶。這樣的陳舊生活，使曾經受了母親開明熏陶的小愛玲有了分外觸目的感覺，這種感覺一直影響到她的后來，并由她的天才之筆，轉繪到她那些成名的小說里。

    在這種舊式的生活里，小愛玲苦悶異常，她常憑窗而望，思想卻兀自為自己安排了遠大的前景：“中學畢業后到英國去讀大學，有一個時期我想學卡通影片，盡量把中國畫的作風介紹到美國去。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過一種干脆利落的生活。”這樣的前景，無疑是既浪漫而又實際，遠大而又具體，從中可見張愛玲思想中平實而又峻峭的兩面。

    在上海讀中學時的張愛玲，已是頗具才華早熟的女學生。

    她的寫作生涯最初應是在七歲左右。寫的是一個無題的家庭倫理悲劇，一個小康之家里發生的姑嫂相斗又相殺的故事。寫至一半便不寫了，又另起爐灶寫一篇歷史小說，開頭便是“話說隋末唐初時候”，用的是一種舊帳簿上的空頁，簿子既寬又短，分成上下兩截，淡黃色的竹紙上印著紅條子，煞有其事。這小說得到了親戚的喝彩：“寫起‘隋唐演義’了。”

    張愛玲因喜歡那個轟轟烈烈呈橙紅色的時代而寫，并沒有更深的目的。九歲時，便開始向報社投稿。第一次得的稿費是投了一幅漫畫，給英文大英晚報，得了五元稿費。大人們讓她買些本子、字典等留作紀念，但愛美任性的小愛玲便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后來又因為家庭的苦悶，心緒的低沉，在十二、十三歲時，又寫了一篇名叫《理想中的理想村》，用以寄托她夢幻的理想。雖然這些小說不免受當時所謂新臺閣體——言情小說的影響，但從中可見張愛玲的文筆已是十分明麗與暢達：“在小山的頂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廳。

    晚飯后，乳白色的淡煙漸漸地退了，露出明朗的南國的藍天。

    你可以聽見悠揚的音樂，像一幅桃色的網，從山頂上撒下來，籠罩著全山“

    小學讀書時，張愛玲還寫成手抄式小說，在同學中傳來傳去。寫的是三角戀愛的悲劇。

    女主角叫素貞，和她的情人游公園，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頭上拍了一下，原來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紹給芳婷，便釀成了三角戀愛的悲劇。素貞憤而投水自殺。這部小說的女主人公與她十幾年后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十八春》中的女主人公名稱、性格、命運皆有相同處，說明了張愛玲做小說的天賦。

    張愛玲小學就讀于上海黃毛小學，中學就讀于上海圣瑪麗亞女校。這一時期她躍躍欲試于文學創作。她的國文老師汪宏聲，是一位頗有些國教之道的教育家，在教會學校當局普遍輕視國文的情勢下，仍舊重視國文訓練，尤其注重作文。

    于是，與其說張愛玲是他的得意弟子，不如說正是他的誘發，從根本上喚起了張愛玲潛在的文彩神韻，揮灑出她最初的華章。第一篇作文《看云》，汪先生便發現了張愛玲的才氣，極力贊譽她的才情。但張愛玲卻是默默地做一個本分而且有些懶惰的學生，“精神長期的萎靡不振”。每每教師問及課卷及其它事，她總是雙手一攤，迷迷糊糊地說：“我忘了。”

    但這并不影響張愛玲的文章名氣，教師們也理解了愛玲是因為家庭的不幸才變得如此沉默。

    這一時期，張愛玲在校刊《國光》上發表了習作：小說《牛》，歷史小說《霸王別姬》，以及一些書評、論文。她自己也開始涉獵她所喜歡的作家名著。

    在當時，她最喜讀張恨水的通俗小說，并為此常與喜歡讀張資平小說的同學辯論。受鴛鴦蝴蝶派小說的熏陶，十四歲那年，張愛玲寫了一部長篇的純粹鴛鴦蝴蝶派的章回小說《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的手抄本。回目是父親代擬的，碰到父親情緒好時，他也頗喜歡與愛玲閑談。共計五回：“滄桑變幻寶黛住層樓，雞犬升仙賈璉應景命”，“弭訟端覆雨翻云，賽時裝嗔鶯叱燕”，“收放心浪子別閨園，假虔誠情郎參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屬，凄涼泉路同命作鴛鴦”，“音間浮沉良朋空灑淚，波光怡蕩情侶共嬉春”，“陷阱設康術嬌娃蹈險，驪歌驚別夢游子傷懷”。開頭是秦鐘與智能兒坐火車私奔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但是經濟困難，又氣又傷心。后來是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姐妹來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冰淇淋。

    但行文運詞卻如出自“紅樓”一家，令人驚嘆愛玲熟讀紅樓到以假亂真的程度。而發表在《國光》上的《牛》又頗有新文學的風雅，描寫了農村的貧窮卻又田園的生活。《霸王別姬》卻如出之壯士之手，其文筆老道，立意銳新，是后來許多寫此類題材的文壇大家不能相左的。

    中學畢業那年（一九三七年），張愛玲的母親從國外回來，母親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教養都是張愛玲心儀已久的。這使脾氣暴躁的父親不能容忍。恰逢此時，張愛玲又提出了留學的要求。對平時不甚言語的張愛玲來說，這無異于一次糟糕的講演，父親哪里肯聽這番訓語，便與后母一起“教導”愛玲。不久，為一生活小事，后母動手打愛玲時愛玲予以防衛，便遭到了父親的毒打，并監禁在一間空房里。不僅喪失了自由，連生病也不讓請醫生。就躺在冰涼的床上，愛玲望著秋冬淡青的蒼天，藍色的月光，體味出顏色的殺機，時間的蒼涼和生命的暗淡，幻想著許多逃脫的計劃，像“基度山伯爵”、“三劍客”那樣，像中國舊小說《九尾龜》里的情節那樣，做了種種設想。終于，在快近陰歷年的時候，一個隆冬的夜晚，她逃出了充滿腐敗氣味的舊家庭。

    從此以后，她再也沒有回到父親家。在母親家里刻苦讀書，預備考倫敦大學。但過往的蕭殺歲月卻已像極熱的鐵烙，印在她早熟的心間，并使她從此珍惜人世間一切可以品嘗到的舒適，并在品嘗的同時仍抹不掉心底深處的悲涼。經過努力，考取了倫敦大學（倫敦大學那時在上海舉行招生考試），因為戰事，英國沒有去成，而改入香港大學。

    在香港大學，張愛玲共待了三年。

    離開了父親陰沉的舊宅，離開了母親有許多清規戒律的洋房，愛玲感到了一種心身自由的舒暢。盡管復雜的家庭糾紛已使她的人生觀蒙上了灰色，但她仍舊在同學中是一個沉默的女孩。但熱愛生命，對世界充滿了新奇與興趣的愛玲卻渡過了她生命中生動的一頁。

    香港是一個商埠，那里集中了殖民文化的浮華與喧囂。愛玲的同學中，多半來自印度，馬來西亞，英國以及歐亞混血等富足的華僑之女。她的同學中，有極聰明的印度女孩莫黛（后來成為張愛玲的摯友，張愛玲為她取名炎櫻），有馬來西亞華僑，在修道院讀過半年書的金桃，會跳美麗平和的馬來舞；還有純潔的香港姑娘月女，每每擔憂著被強jian的可能。這里的生活氣氛輕松而又明快，張愛玲與好友炎櫻常常沉浸在日常生活里具體的樂趣中，一起看電影，一起吃冰淇淋，一起去跳舞。張愛玲最初的留學日子里，充分享受著生命的精美。

    但這一切，并沒有影響張愛玲的志向，張愛玲在沉悶的家庭里曾悟出她的做人之道：“一個人假如沒有什么特長，最好是做得特別，可以引人注意。我認為與其做一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閑生活，終其身，默默無聞，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做點特別的事，大家都曉得有這么一個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了。”在這種人生觀的影響下，張愛玲的學生生活充滿了計劃。她與炎櫻隨意任性的性格不同的是，讀書十分勤奮，甚至到了發奮的程度。她天生的聰穎和后天的努力，以及她的早熟及其世故，使她在豆蔻年華便能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門功課總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對她說：他教了十幾年的書，沒有給過別的學生似張愛玲這樣高的分數。張愛玲連得了兩個獎學金，不是香港戰亂爆發，她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繼續深造。在這樣的發奮下，她的英文出奇之好，“好過中文”，她的姑姑也贊嘆她是：“真本事，隨便什么英文書，她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學。”并非說她看內容，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寫法。于是她的英文寫得流利、自然、生動、活潑。這為她后來回上海謀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由于張愛玲的同學中闊人太多，張愛玲更是沉默寡語，冷眼審視。她的社交范圍不廣，只是同好友炎櫻親如手足。經炎櫻的介紹，她認識了幾個人物，其中有一個嫁過幾次不同人種的廣東女子麥唐納太太，這女人后來便成為《連環套》中的主人公霓喜，還有一個本分的英國教師，羅杰安白登，這便是《沉香屑——第二爐香》中娶了中國女孩的羅杰先生。因為此時的愛玲純粹是冷眼旁觀，這些人物給了她深刻的印象，他們好像活潑地嵌入了愛玲的腦海里。

    香港大學三年級時，香港戰爭爆發。對于一幫沉溺于歌舞升平的富家子弟來說，不能夠從更深的一層去理解戰爭。能夠不理會的，一概不理會，在出生入死中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經驗中。張愛玲在對這段經歷的回憶時做了一個比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張愛玲卻沒有睡著。戰爭的種種恐怖都清晰地刻在她的腦海里。她經受過家事變遷，人情冷暖，但槍聲炮火給予她的刺激卻是空前的。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就躺在自己的身邊，眼前穿梭般來去血rou橫飛的人們，耳邊是槍鳴炮轟，張愛玲的心收得更緊了，她把自己牢牢地關緊，處亂世于不驚，居險境于平和，竟在炮火中又重新讀了《官場現形記》，僅僅擔心的是能不能夠讀得完。除此之外，便冷眼觀察亂世中的人生，此時的人生如同唐詩所形容的“凄凄去親愛，yinyin入煙霧”。許多人耐不住這空虛和絕望，而急急結婚了。張愛玲親眼目睹了一對男女在空襲中卻要借車子去領結婚證。望著并不十分“善眉善眼”的男人和亦不超凡出眾的新娘，愛玲的思緒總是圍繞著“生命到底是什么？”反復思忖著。也許在此時，她已孕育出幾年后震驚文壇的杰作《傾城之戀》。

    休戰后，張愛玲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她自己追憶著自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有良心的看護。她對病人的態度冰冷，因為看到生命在他們那里受難。受難的生命在張愛玲那里從根本上是不容的。她理念中的生命，應該是享用，各種各樣的，從顏色到味覺，都應如此。然而現實中的生命處處是受難，她見過在戰爭中只剩下飲食男女這兩項本能的大學生，看見了戰后人們食欲的變態享受，使香港成為空前的美食城，看見了剛經過戰亂就開女學生玩笑的日文教授，她終于得出結論：“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

    ‘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

    這一段香港大學的留學生活和戰事，為張愛玲走上文壇準備好了良好的思想基礎。這一期間，她像一株正在吸收養分的青竹，各種各樣的養料她皆能消化，以豐富自己不多的閱歷所總結的經驗。她總是奇特的，奇特地認為：“臟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從張愛玲以后創作中可以看出，這樣的一段生活，是讓她“高興”了良多時辰的。她不久的文壇盛名，便是從這片“臟”與“亂”中撥節而出的。

    一九四二年，張愛玲從香港回到上海。上海文壇從此捧出了一顆耀眼的新星。

    第二章　出手不凡1從香港回上海的船上，張愛玲與好友炎櫻一起想象著上海的繁華與刺激。上海，這個被稱為“東方冒險家的樂園”，一直給張愛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從前居其間時，她還不能獨立，沒有充分的自由去投入，精神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如今，她認為她已有能力，首先在精神上就能投入進去享用它。她因為喜歡上海而有些迫不急待地欲想擁抱它，她覺得也唯有在上海，才能恢復她成為特別的人的自信和勇氣。

    初回上海，張愛玲與她的同母親一樣留過學性情別致的姑姑住在一起，在當時的上海靜安寺路赫德路192號公寓六樓。為謀生，便開始“賣文”生涯。最初賣的是“西文”，給英文《泰晤士》報寫劇評影評，又替德人所辦的英文雜志《二十世紀》寫文章，寫一些關于《中國的生活與服裝》之類的關于傳統文化的文章，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張愛玲對傳統文化中的服飾、戲劇、音樂等都有很深的造詣。在此之前，還給《西風》雜志寫了一篇征文《我的天才夢》，得第十三名名譽獎，被人們認為此文是她的處女作，其實在此之前，她已用多種文體寫過文章，只是閱歷不深，還沒有成氣候。但《我的天才夢》恰好成為張愛玲成氣候的預兆，她將自己早熟早慧的苦惱，用精奇而又華美、精練而又繁蔓的筆觸娓娓道來，成為一位天才作家的提前告白。她寫道：“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退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外，一無所有，七歲時我寫了第一篇小說，一個家庭悲劇，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刻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在一間屋里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

    總而言之，在現實社會里，我等于一個廢物。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噬性的小煩惱，生命只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生命只是一襲華美的袍，“一個極其精美的比喻，預示了張愛玲的文壇生命，也將張開她華美的羽翼。

    一九四三年初春，一個春寒料峭的下午，張愛玲經親戚園藝家黃岳淵先生介紹，訪問了剛在上海復刊的《紫羅蘭》的主編周瘦鵑先生。周瘦鵑系“禮拜六派”小說的代表作家，寫作之余，酷愛園藝，時常去園藝家黃岳淵的園內游憩，與黃友情甚篤。當張愛玲畢恭畢敬地交出了她的兩部新作中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時，周瘦鵑僅看標題就引出了興趣，讀畢便出聲贊嘆，聲聲叫好，一眼瞧出與英國毛姆的小說堪媲美，并決定兩篇皆用。自此時，張愛玲，一個天才的女作家在一九四三年的上海文壇，橫空出世了。

    《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由《紫羅蘭》創刊號和第二期刊登。這是兩部關于香港的故事。

    這僅是一個故事發生的背景和地點，但實際上，從“第一爐香”里我們便可發現張愛玲在選材方面的奇特性和固定性。她寫了一個改“良”為“娼”的故事。一個來自上海的善良、美麗卻又小心小眼充滿了女性虛榮的女孩子，受到姑媽梁太太和浪蕩公子喬琪的誘惑，為了能夠進入外表華美實則陰濕的香港社交圈，能夠拴住她明知是惡棍卻又不能不愛的丈夫喬琪的心，自甘墮落，終于毀滅。似這種遇人不淑的題材是老而又老的話題，但張愛玲的出奇之處是寫出了薇龍自甘墮落的自覺和無奈。張愛玲這篇小說的精工繪制、迷朦意象，似古實雅，美艷如初出升日的文筆，卻出手不凡，立即引起了文壇的轟動和驚嘆。“第二爐香”陳述一個淑女因性開化過晚而給一個英國紳士帶來悲劇的奇特故事。她用老道得幾近冷漠的手法，寫出了一個純潔得沒有性意識的中國女孩愫細是如何用她的處女扼殺了一個正常而又健康的男性。張愛玲冷靜地陳述了一個在當時文壇也應算出格的事實；對一個健康人的性的扼殺，實則便是對他生命的扼殺。一個最純潔的女孩子，或許因了純潔而做出了最沒有人味的臟事情來。從“二爐香”看張愛玲的初入文壇，便可見正是因為她希冀、健康、正常的人生，才用她如椽奇筆道出了人生中的不健全和變態。如果說，最初的“二爐香”還僅是顯示了張愛玲駕馭文字甘暢，敘述故事奇麗的才華，而接下來的一年里，她一發而不可收，青云直上般地坐到了上海文壇金字塔的頂端。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的時間里，她發表了小說《茉莉香片》、《心經》、《傾城之戀》、《封鎖》、《金鎖記》、《琉璃瓦》，后來又繼續發表了《年青的時候》、《花凋》、《創世紀》、《連環套》、《紅玫瑰與白玫瑰》、《殷寶滟送花樓會》、《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說。同一時期，她還寫了大量奇巧旖旎，文美辭華的散文雜談，主要有：《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戲及其它》、《公寓生活記趣》、《更衣記》、《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燼余錄》、《談女人》、《走！到樓上去》、《有女同車》、《童年無忌》、《論寫作》、《造人》、《私語》、《炎櫻語錄》、《談跳舞》、《談音樂》、《自己的文章》、《姑姑語錄》等等。

    在張愛玲的這些作品中，最能代表她的風格的當數《傾城之戀》和《金鎖記》。《傾城之戀》是寫一對精明過份的男女是如何在愛情上錙珠必較，功利全局，最后卻因香港的淪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這是一部香港式的“傳奇”故事，卻深刻地反映出亂世中的人情全然沒有些許純真，使人性得到穩定和規范的竟是險而又險的“傳奇”力量，這部小說對人性冷漠的描寫令人震懾，仿佛出自一個飽經滄桑的大家之手，其藝術之圓熟，語言之精美堪稱中國現代愛情小說中的經典之作。《金鎖記》是寫一個大家庭的寡婦曹七巧是如何被金錢的枷鎖鎖住一生，并用這把枷鎖砍殺了自己的至親至愛。這是張愛玲最喜歡的小說，以后也曾以此為基礎重新寫了《怨女》。這部小說女主人公的變態心理，被作者描繪得入木三分，蒼涼無比。人性被經濟、情欲的力量能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形態，也是現代文學作品中的唯一。于是，在以后的評論中，這篇小說被賦予了最高的贊譽：“我們的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

    張愛玲的橫空出世，雖是實至名歸，歸功于她自己，但在當時能造成一種轟動效應，與一些雜志的轟抬有關，主要是造成新聞效果。而一些進步雜志和進步作家，對張愛玲卻是真正地愛護和關心。《萬象》雜志是較突出的一個。當時的主編就是柯靈。一九四三年七月，當張愛玲的最初兩篇小說問世后，她帶著另一篇小說《心經》來找柯靈，此后《萬象》給予了她最大的扶持。由于當時復雜的社會環境，不少愛國文人通過柯靈婉言相勸張愛玲不要急于發表作品，鄭振鐸希望她寫了東西存起來，暫時不要發表，原因就是她發表作品的有些刊物，政治上是不干凈的。并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書店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但張愛玲卻很坦率地回絕柯靈，主張“趁熱打鐵”，也一應她“出名要趁早”的奇念，愈發美文鋪地，玉珠滿盤。上海在一九四三年的流行雜志里，都可見張愛玲的大名，真可謂名噪一時。

    一九四四年九月，張愛玲的小說結為《傳奇》出版，共收小說十篇，凡二十四萬字。一九四五年初，散文集《流言》出版，共收散文三十篇。一時間，《傳奇》《流言》成為上海文化界最暢銷書，出版發行后第四天便脫銷。《流言》也是一版再版，一時成為洛陽紙貴。

    人們紛紛傳閱、紛紛議論，張愛玲由紅變紫，實現了她要成為名人的宿愿，在《傳奇再版前言》里，她再也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向世俗宣告她對出名的享用：“啊，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因為“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脅”。

    張愛玲，一個才華橫溢的才女，幾乎是一夜之間橫空出世，華彩奪目，被稱為一個“奇跡”，也似一個“傳奇”，成為上海在淪陷時期最為醒目的一位作家，也使張愛玲的個人生活從此有了根本的轉變。

    張愛玲成名后，社會給予了最大的寵幸。尤其《雜志》編輯部連連舉辦座談會，討論《傳奇》的藝術價值及其魅力，從結構、特色、氛圍等等方面，給予了極高的贊美。隨之，張愛玲的社會活動頻繁起來，時而參加女作家的座談會，時而參加藝術家歡迎會，討論會，并結識了文壇女友。如：與她同時走紅的蘇青、潘柳黛，藝術家崔承喜等。

    在一片贊美之聲有加的金色氛圍中，有一篇署名“迅雨”的文章，發表在張愛玲經常發表小說的《萬象》雜志上。

    時值一九四四年五月，張愛玲最紅的時候，這篇文章中肯地評述了張愛玲的創作實績，并一針見血地指出張愛玲在她的小說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的端倪，成為在當時甚至現在亦很有見解和力度的批評文章。“迅雨”是藝術家、翻譯家傅雷先生的筆名，文章認為：在這樣一個低氣壓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張愛玲小說的出現給人以突兀和奇跡感。

    《金鎖記》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美之作，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他對女主人公七巧的性格、心理和她的悲劇命運進行了細致而深刻地分析，還指出了這篇小說的藝術特色和藝術成就：沒有采用冗長的獨白和繁瑣的解剖，而是利用了暗示，把動作、語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是輕描淡寫地呵出了一片蒼涼的氣氛和風格。同時，傅雷也對張愛玲的未完成的小說《連環套》提出了批評，認為作者丟開了最擅長的心理描寫，單憑豐富的想象，憑著一支流轉如踢堊舞似的筆，不知不覺，走上了純粹趣味性的道路，完全失去了最有意義的主題。傅雷在文章結尾處向張愛玲大喝一聲：這是往腐化的路上走！并對她未來的創作道路提出了預言式的忠告：“技巧是對張女士最危險的誘惑；文學遺產的記憶過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機；聰明機智成了習氣，也是一塊絆腳石”傅雷的此篇評論的確成為張愛玲以后創作道路的某種預言，也成為后人研究張愛玲作品的一個理論依據。但張愛玲的答復是寫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兜來兜去反駁了迅雨的批評。而在后來，張愛玲本人也對《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更為嚴厲的批評。以后《連環套》沒再寫下去，有人說是因為傅雷的文章，有的傳說是為了稿費，張愛玲自己的解釋是：“這樣一期一期地趕，太逼促了，就沒有寫下去。”

    同時，一九四四年五月，《雜志》月刊又刊出胡蘭成的文章《評張愛玲》。胡蘭成在上海淪陷時曾任汪精衛偽政府的宣傳部副部長，《中華日報》總主筆。在《評張愛玲》的文章中，以一種純美的情致抒發了對張愛玲人與文的禮贊，他認為：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繪畫，有一種古典的，同時又有一種熱帶的新鮮的氣息，從生之虔誠的深處迸激生之潑剌。”認為：“張愛玲是一枝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有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胡蘭成在寫此文時，已與張愛玲在戀愛。

    因此與其說是一篇批評文章，不如說是對張愛玲人與文的愛的公開表白，顯然帶有別有用心的吹捧。

    以后，陸續還有一些以贊美為基調的文章出現，主要有許季木的《評張愛玲的流言》（一九四五年《書評》）、譚正壁的《蘇青與張愛玲》（一九四五年《風雨談》）、沈啟無的《南來隨筆》（《苦竹》）、柳雨生的《說張愛玲》（《風雨談》）、馬博良的《每月小說評介》等等。這些評論文章都以溢美為基調，一片贊美聲中可見張愛玲小說在當時的影響程度。

    作為一種反應，尤其是對迅雨那篇文章的反應，張愛玲寫了一篇《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集中體現了她的文藝觀。她認為：“人生安穩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穩的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她說她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她還喜歡素樸，認為她“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不喜歡采取善與惡，靈與rou的斬釘截鐵的沖突那種古典的寫法。”“現代文學作品和過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再那么強調主題，卻是讓故事自身給它所配給的，而讓讀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從張愛玲《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可見張愛玲的文學追求甚至人生追求。正如熟悉她的人所說的，她是因為了人生的悲涼，才寫出人生真實而安穩的一面。

    張愛玲在當時的觸目，還不僅僅在她的美文，她的為人處世也幾成一篇篇“傳奇”，讓人們留傳至今，成為文壇軼事。

    由于她多方面的文化修養，使她對色彩、衣飾、音樂、生活場景以及觀人察事，都有別具風格的看法和認識。這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已能充分地體現。而在她的文章之外，也還有許多“傳奇”般的“流言”。

    見過張愛玲第一面的人，都會為她的衣著所驚嘆。你很難用奇裝異服的詞句來形容她，但她的衣著款式、色彩的確與眾不同。傳說，她為出版《傳奇》到印刷廠去校稿樣，著裝奇異，使整個印刷廠的工人都停了工。她到朋友家去玩，身后也跟著許多被她的服裝所吸引的孩童。她不是追求時髦的穿流行服裝，而是別出心裁，設計出處處能體現出匠心的文化服裝。之所以說她的服裝是文化服裝，是因為在她的色彩和款式的追求和愛好上，體現著與她的小說、散文同一格調的傾向，即中西結合，古今并舉。在大俗大土的色彩下，卻洋溢著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來的文化的雅趣與韻味。如：有一次她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她穿著一套前清老樣子繡花的襖褲去道喜，滿座的賓客驚奇不止。四十年代的雜志封面或書附的張愛玲的照片里，猶有這種充滿了清朝宮廷氣的服飾，據當時也是她的文壇諍友潘柳黛女士回憶：她著西裝，會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十八世紀的少婦，她穿旗袍，會把自己打扮得像我們的祖母或太祖母，臉是年青人的臉，服裝是老古董的服裝。“當年張愛玲把《傾城之戀》改為劇本搬上舞臺時，與劇團主持人見面的那天，就是著一襲擬古式齊膝的夾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頭，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張愛玲不但在服裝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顏色的選配上也喜用一種鮮明而又參差對照的色彩。檸檬黃，大紅，蔥綠，桃紅，士林藍都是她常選用做衣料的色彩。可以想象，如此出色的顏色與出格的款式相配，會產生多么驚人的效果。但張愛玲的態度卻是如行云流水，處驚不亂，我行我素地按自己的意愿著裝出席各種活動和社交。從中可見她觀念意識的篤定和超常規性。

    張愛玲有個很要好的朋友炎櫻，是印度姑娘，生得矮小黑胖，卻有著一份生命的活潑與生動。她的本名是fatima，與張愛玲一般有別才奇趣，聰慧極致。與張愛玲不同的是，炎櫻把她的別致的聰慧用嘴說出來，因為終歸是外國人，文字表達不暢，而張愛玲卻是用筆。兩人即使要好到如針線般成雙成影，但一起吃飯也分別付款，財錢清爽。張愛玲對友人的優點清細分明，絲毫不存非意，與一般文人不同。她善于從極小的生活處觀察到朋友的長處和可欣賞處，朋友對于她也如同一份可口的食物，她非常仔細地去品嘗。她還寫了《炎櫻語錄》與讀者共享。記下了炎櫻說過的每個有趣的句子。

    形容一個女人的頭發黑，炎櫻這樣說“是非常非常黑，那種黑是盲人的黑。”炎櫻還說：“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一朵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自己。”等等等等，都非常人所能想到的奇怪念頭。炎櫻與張愛玲的友誼一直保持到她到了美國，并且她還是張愛玲和胡蘭成的證婚人，從此也可見張愛玲對每一份情感的珍惜，從這一點上看，她是古典的。

    與張愛玲同住的是她的親姑姑，為了能讓她上學并從父親那里解脫出來，她的姑姑還代張愛玲挨過打——她的兄長也即是張愛玲的父親的打。張愛玲雖然與姑姑血緣在身、同住加親，卻與炎櫻的關系一樣，是出自一份感情的欣賞。她與姑姑的錢財也公私分明，錙銖必較，連姑姑也不得不說她“財迷”，但張愛玲卻并不以為這是不好，反而笑著向別人學說。姑姑也是個有別趣的新女性，同張愛玲的母親共同留過洋，在上海怡和洋行任職員。張愛玲的《姑姑語錄》中，也記錄下她姑姑的別致的言語：“又是這樣的懨懨的天氣，又這樣的虛弱，一個人整個地像一首詞了。”“我每天說半個鐘頭沒意思的話，可以拿好幾萬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說著有意思的話卻拿不到一個錢。”對于好的別致的人和事，在張愛玲眼里都出奇地明凈，不夾雜絲毫個人的私念，而是全心全意地欣賞之，并且把這欣賞欣喜地告訴讀者，讓讀者與她一起欣賞。從這一點看，張愛玲的心態是健康，天真的，坦率到沒有虛榮、世故的程度。她又是現代的。

    但在做人處世上，她卻顯得有些苛刻。她不容易與別人要好或友好，除非她欣賞的人。

    而一旦欣賞也全盤接受，站在對方的角度理解對方。如：蘇青。蘇青是以寫自傳體長篇小說《結婚十年》而聞名上海四十年代文壇的女作家。因離了婚而又下筆大膽坦率，頗得一些世間俗人的非議和喜好。一時間罵蘇青性饑渴的有之，喜好看她性隱私的亦有之。張愛玲卻能讀懂蘇青的漫無心機卻又爭強好勝的雙重性格。對發生于蘇青身上的所有事情不感意外。并公允地評判蘇青人和文，有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比喻蘇青像喜慶人家雪白饅頭上那喜氣洋洋的紅點，但對文壇的某些文人，張愛玲卻能在一照眼中便看出此人的不干凈和不聰明，她絕不以俗人的價值接人待友，嚴格恪守自己的處世原則，尤其是時間觀念。張愛玲的時間觀念很強，比約定的時間提前到，即使是她自己開門，也會毫不客氣地說：“張愛玲小姐現在不會客。”若是遲到于約定時間。她又會請人告訴你：“張愛玲小姐已經出去了。”如果是接待朋友，包括很熟悉的朋友，她也正正式式，濃裝艷抹，可見她對約定之事的重視與責任感。她對討厭的人可以熟視無睹，并坦然地說，我不認識她；但對自己敬愛的人或幫助過她的人，她卻是自有一番情意在心頭。當年柯靈為了她的《傾城之戀》的上演而奔走，張愛玲感激在心，并送了柯靈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也曾在柯靈遇難時去他家探問，并設法營救。

    張愛玲喜歡青年女子的一切嗜好，逛商店，吃冰淇淋，購買布料，看日場電影。尤其是看電影，碰上自己喜歡看的電影，她可以剛到杭州游玩就馬上返回上海連看兩場。她也酷愛中國戲劇，京戲里的許多劇名引出她無限的贊嘆。如越劇《借紅燈》的名字，就引發出她的許多感慨，并也成就了她一篇美好的散文。但同其他女孩子不同的是，她不喜歡小狗小貓，連對小天使亦沒有好感。一次，她搬印書的白報紙回來，到了公寓門口要付車夫小帳，她覺得非常可恥而又害怕，寧可多些，把錢往那車夫手里一塞，趕忙逃到樓上來，看都不敢看那車夫的臉。她亦不認路不會女紅，服裝也僅是在理論上很有研究，款式上自己設計，卻并不會做。由于她的個子高大，走路也給人跌跌撞撞之感。像一個長得太快但營養卻沒跟上的孩子。張愛玲亦并不多愁善感。從來不悲天憫人，她是實實在在地享用著自己的那份所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是分外分明。當年《流言》問世時，用的紙張是她自己“屯積”的白報紙。因為上海在淪陷時，紙幣不值錢，家家戶戶都屯積物品。晚上張愛玲也睡在白報紙上，使她有著一種空前的實在，她的人生態度是實際的，無害于他人的自私的。

    因此她能清醒地去觀賞落日黃昏，體味出兵營喇叭聲中的人生蒼涼，并于綿綿細雨中獲得一種心靈的愉悅。這種愉悅、體味、觀賞，與她來自稿費的愉悅，對甜點，冰淇淋的品味，和各種五色綢緞的觀賞的愉悅性質是一致的。張愛玲的審美標準里，沒有雅俗之分，很雅的東西經她透視也能見其俗；很俗的東西經她的把玩卻能品出無限風情。比如小報，張愛玲因有一段時期同父親住，父親的房間里皆是各種各樣的小報。

    她從小報中看到生活的具體和顏色，體味出生命的律動和鮮活。張愛玲是屬于大雅即俗，大土即洋的風格的。

    張愛玲成名后，由于經濟富足，精神歡暢，聲名成功，使她能夠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做人。而這些令平常人看起來不免要吃驚的意愿，卻是她用自己不幸的童年打磨、織就的。因此，這里面既有天性的成分，也有后天陶冶的成分。這種先天與后天的因素合成，使張愛玲首先是一個“傳奇”性的人，并有“傳奇”式的故事，才用生命寫出了一本連貫著歷史與現代文化的文學精品《傳奇》。

    在張愛玲走紅的時候，一位特殊的讀者因讀了她的小說而起仰慕之情，并隨后結下了一段奇世姻緣。這位讀者并非一般的小說愛好者，而是在當時的汪精衛政府任宣傳部副部長的胡蘭成。張愛玲看人看事有獨到的清醒與深刻，而對自己的情感，卻身陷其中無力自拔。也許就是因為她與胡蘭成的這段姻緣，使誤解者對她一再誤解，使遺忘者將她坦然遺忘，胡蘭成給予她的，也是傷害多于幸福。她為這段婚姻不僅付出感情代價，也付出了政治代價，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處于不清不白之中。以后她去美國的深居簡出，也與這段經歷的影響有關系。

    胡蘭成，又名張嘉儀，浙江嵊縣人。生于一九○六年。21歲時，到北京，在當時的燕京大學副校長室擔任抄寫文書工作，也曾旁聽過幾門功課。北伐戰爭時回到家鄉，在杭州中山英文專修學校教書，兩年后又轉到蕭山湘湖師范教書。后發妻玉鳳病歿，后來去廣西，走百色，下柳州，總共做了五年教員。

    一九三七年三月，胡蘭成到上海任《中華日報》主筆，抗戰爆發后，上海淪陷時期，他先是被調到香港《南華日報》任主筆，用流沙的筆名寫社論，同時還供職“蔚藍書店”。因為他的政治觀點歷來親日并激烈，從此得以與汪精衛政府里的人接近，并曾得到過汪精衛親信的慰問。汪精衛組織偽政權時，便把胡蘭成做為干部重用，被人稱為“公館派”分子，胡蘭成曾任偽宣傳部次長，偽《中華日報》總主筆，該報設“社論委員會”，委員為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

    從政治傾向上看胡蘭成，此人系職員出身的文人，政治觀點一貫親日主降。但因其長期從事文字工作，并舞文弄墨，故而性情風流，并有“名士派”作風。當他在《天地》月刊讀到張愛玲的文章時，便不由得稱聲叫好，耳目為之一新，馬上向蘇青要了地址，前去拜訪張愛玲，并一見傾心，雙雙落入情網。

    胡蘭成長張愛玲一十五歲，又經歷人事滄桑，略有才華，加之性情別致又別趣，因此頗能讀懂張愛玲的人和文。后來，胡蘭成為張愛玲寫了一首詩，此詩頗能道中張愛玲的心事，于是張愛玲也回信：“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從此信始，兩人關系日漸親近，天天坐談文學藝術。

    胡蘭成此時尚在南京偽政府，但每月總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家，卻先去看愛玲，踏進房門便會自然地說：“我回來了。”要到黃昏盡，才從愛玲家走出，回自己居住的美麗園家里。其實，無論是年齡、經歷、觀念，甚至審美觀，胡蘭成都有別于張愛玲。他們之間有著許多區別和不同，如張愛玲的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恰與胡蘭成悲天憫人、恃才傲氣，形成對比，有時竟如冰炭般鮮明。兩人的交談輪回轉換，日月風云，由歷史到戲文，由藝術到起居，呈萬花筒般在兩人的對話里旋轉。這對于他們都是第一次，愛玲是第一次戀愛，胡蘭成是第一次與一個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女才子戀戀有情，因此新鮮與歡快充溢在兩人的交談之間。張愛玲其實是將其小女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人樣的成熟全搬出來給胡蘭成看，使胡蘭成在選看時常要覺著詫異與不安：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零碎又如此莊嚴。他完全被張愛玲奇人奇事所迷住。此時的胡蘭成已是有家室之人，但胡蘭成從來是沒有是非界線的，他只是任情與張愛玲發揮他的小聰明，使張愛玲愈來愈沉浸在對胡蘭成的好奇與喜歡中。后來，胡蘭成的夫人因此而與胡離婚。

    一九四四年，在張愛玲創作的頂峰時期，張愛玲與胡蘭成簽訂婚約，文曰：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愿使歲月靜好，現實安穩。上兩句是張愛玲撰的，后兩句是胡蘭成撰，由炎櫻旁寫為媒證。

    結婚后的生活亦如從前般浪漫而又平實。胡蘭成與張愛玲的最大享樂便是夫妻雙雙享用著文學與藝術。他們滋滋有味地品嘗詩詞佳句，西洋華章。他們并坐看《詩經》，聞佳句而舉座皆喜；黃昏看晚景，談時局而惜良辰。兩人在談完古詩篇章后，照樣喜孜孜地去西洋糕店鋪實在地品嘗點心，具體地生活著。

    這樣的短暫相處，確實曾經激發過張愛玲的想象力。在兩人相處言談的日子里，張愛玲論事論物，皆有回春妙語，精奇譬喻。有一回，胡蘭成想要形容張愛玲行坐走路，總是沒有好句。張愛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寫孟玉樓，行走時香風細細，坐下時淹然百媚。”胡蘭成說“淹然”兩字好，要張愛玲細說，張愛玲又道：“有人雖見怎樣的好東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卻像絲棉蘸了胭脂，即刻滲開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兩人談到張愛玲的文壇好友蘇青，張愛玲又做了形容：“蘇青的美是一個俊字，有人說她世俗，其實她俊俏，她的市俗也好，她的臉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饅頭上，上面點有胭脂。”

    由于當時抗戰節節勝利，淪陷區的上海眼看可見收復，為汪精衛政府做事的胡蘭成預感到末日將至，便對張愛玲說：“我必定逃得過，惟頭兩年里要改姓換名，將來與你雖隔了銀河亦必定我得見。”張愛玲又說：“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又或叫張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牽你招你。”

    后因時局發展，胡蘭成到武漢，創辦《大楚報》并撰社論，還擬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創立“大楚國”，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沒有辦成，而成為文化漢jian，政府通緝的戰犯。在此期間，他曾與一醫院護士周氏女子往來頻繁，關系曖昧。此為一個契機，在張愛玲與胡蘭成之間存下小隙。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上下一片歡騰，胡蘭成成為政府通緝的要犯，改名為張嘉儀，逃避于杭州、溫州一帶，每日以閑適度日。張愛玲曾來溫州探望胡蘭成。胡蘭成對此也略有不快。胡蘭成在張愛玲住溫州期間，常攜已在溫州同居的女子范秀美前去探望愛玲。張愛玲在溫州期間，胡蘭成也并不掩飾他與范秀美之親近，只因愛玲心事正大，從不往小處想，故爾也沒發覺。這次張愛玲是想與胡蘭成談他與武漢小周的事情。她提出要胡蘭成在她與小周之間有個選擇，胡蘭成不允，在此時，他仍舊想保持他的名士風度，想要別致地平兩地之情，身擁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張愛玲卻第一次責問他：“你與我結婚時，婚帖上寫現世安穩，你不給我安穩？”胡蘭成言他與小周相見無期。張愛玲因嘆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

    后來，胡蘭成也回上海看望過愛玲。但從此兩人便有了口角。最初仍是為武漢的小周，后來胡蘭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張愛玲傷心之極，與胡蘭成語言成牾，輕易不肯流淚的她也為此傷心落淚。送走胡蘭成又幾月，張愛玲給胡蘭成去一信，曰：“我已經不喜歡你了。

    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

    這次的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彼惟時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難。

    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見張愛玲在這種時候仍重夫妻情份。從此便了結了一段奇世姻緣。不久后，胡蘭成與范秀美結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撰寫回憶錄《今生今世》，又在日本與大漢jian胡世寶的遺孀余愛珍結婚。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一段婚姻，恰發生于國土淪陷的亂世。

    正如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的婚姻，是成就于一個城市的毀滅一樣。張胡之戀，亦如亂世佳人般雖透著奇跡般的傳奇性，但終會因其根基的沙礫之散而不能長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這樣的奇世姻緣也隨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夠醒目的“傳奇”。人們對張愛玲的政治態度，也常常追究于這一段婚史，這當然是個人感情的私事。但在平時的活動中，張愛玲還是守住了一條界線，一九四五年當“第三屆大東亞文學會議”在報紙上登出張愛玲的名單后，很少受輿論影響的張愛玲也特此登報聲明：“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這段文字足以見出張愛玲對此事的鄭重其事。這說明，她對自己參加的活動具有什么性質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條是非界線，在這一點上，她不同于胡蘭成，不能因為她與胡蘭成的一段婚姻而將她等同于胡蘭成。她不過用自己的方式來對待政治。

    第三章　蒼涼的美麗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張愛玲雖還有新作出現，但已不像前兩年如噴泉般文思暢涌。“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癥，感情的悲劇，創作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就像放電影斷了片。”但這一時期，張愛玲仍舊寫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說創作是《留情》（一九四五年二月）、《鴻鸞禧》（一九四五年）、《華麗緣》（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見歡》《浮花浪蕊》（一九五○年），還曾用梁京的筆名在上海《亦報》連載了長篇小說《十八春》。這些小說的技巧更見圓熟，小說內容雖然亦是一樣的男歡女愛的殘缺的愛情故事，但從中可見小說人物的傳奇色彩正逐漸減弱，而篤實、平穩的人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這部長篇小說，雖然亦寫的一個令常人難以接受的jiejie合同姐夫陷害meimei的傳奇故事，但人物內心活動的幽怨與沉靜，在生活絕望處的身毀心不毀，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人生在張愛玲的筆下愈發見其直突，以至小說一經連載便引起一陣轟動，有個跟曼楨同樣遭遇的女子，從報社探悉出張愛玲的地址，竟尋到她的公寓里來，倚門大哭，使張愛玲感到手足無措。幸好那時她跟姑媽一起住，姑姑下樓去，好容易將其勸離。從技巧上看，這一時期的小說不如前二年走紅時的小說機俏、華麗，但筆鋒更顯成熟老道。這與初時張愛玲下筆處所見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張愛玲曾說，她寫作時，非常高興，寫完以后簡直是“狂喜！”確實如此，在張愛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間皆可見出作者用詞的聰慧的歡喜。

    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見出作者用筆時的愉悅與喜氣，絲毫不見沾滯。而本時期的作品，這種歡喜已過，蒼涼而廓大的人生背景已不是帶喜氣的詞匯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隨著筆鋒的游走，活現出人生背景上掙扎著的平凡魂靈。

    除此外，這一時期她還寫了電影劇本。一九四五年初，張愛玲將中篇小說《傾城之戀》改編成話劇，在上海公演，頗受觀眾歡迎。此后抗戰勝利，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而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破裂，處于轉型期的張愛玲，又寫了《不了情》、《南北和》、《太太萬歲》等電影劇本。新中國成立以后，除長篇小說《十八春》和中篇小說《小艾》問世并染有一定的時代氣息，略著亮色，張愛玲在大陸再無新作問世。

    一九五○年七月，張愛玲參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屆文代會。

    這是夏衍同志的邀請。老作家夏衍是張愛玲小說的讀者之一，抗戰結束后，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藝界的一號人物，出于愛才，夏衍曾準備邀請張愛玲做編劇，但因張愛玲較為復雜的名聲還沒有來得及告訴張愛玲，張愛玲已遠走香港，成為后話。張愛玲出席上海第一屆文代會時，衣著典雅、神色沉靜，仍舊不愛與人交談。她坐在會場的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有一種“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滄桑感。一九五二年，張愛玲寫信到香港大學，問是否可以繼續讀完因戰爭中斷的大學，香港大學來信言可。于是，張愛玲離開上海到香港。夏衍聽到此消息是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至此，張愛玲在人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陸生涯，留下傳世精品《傳奇》與《流言》，并一段短暫姻緣，又開始了她的旅外生涯。對于四十年代“橫空出世”的張愛玲來說，她的創作高峰僅有兩年，精品也僅有幾部。由于她的別才別趣，又沒有要成就大業的雄心，又由于現代文學較豐富的文學內容，還由于解放后的種種運動都使文學與政治緊密聯系，張愛玲在現代文學史上如同流星劃過，不曾在大陸得到過更高的重視。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對現代文學史很有研究的學者們，其中也有不少人仍認為張愛玲僅是一個三流作家。從政治傾向上來看張愛玲，她是入不了“流”的。如柯靈所曾經替她安排過，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主流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主流是階級斗爭；抗日戰爭時期，主流是抗戰文學，除此以外，皆不能入流。扳著手指算算，偌大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是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讓她大顯身手地肆意揮灑對文學的狂喜的享用。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種對文化遺產的享用和對廓大人生的享用。于是，種種原因，張愛玲的文學生涯只有輝煌的兩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對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的評價，確實是一個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歷史終會做出結論。

    自一九五二年張愛玲到香港后，先是供職于美國新聞署的香港辦事機構。之后，奉命為《今日世界》雜志寫了兩部長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這是兩部思想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

    《秧歌》寫的是農村題材。一個在上海幫工的女工月香，回到農村的所見所聞，皆與事實不符。“土改”后的農民們，雖然擁有地契而喜悅，但仍然不能維持溫飽。以至被逼給軍屬交錢拜年，而鬧成夫妻爭死，放火燒倉的悲劇。很顯然，這種題材不僅是張愛玲所陌生的，從根本上也是捏造與歪曲的。

    離開了真實性的“傳奇”，除了虛假和蒼白，是沒有藝術生命力的。《赤地之戀》亦如《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識的片面而命題作文的。小說寫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幾件大事，從“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這三次重大運動，在張愛玲的筆下，皆為“出賣”

    農民，“出賣”學生和知識分子，“出賣”基層干部的幕幕騙局。對于這種政治傾向性的小說，張愛玲顯然是捉襟見肘，她僅是體習了一下舊藝，結果連自己也給予了很低的評價。張愛玲的解釋是《赤地之戀》是在授權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于虛偽，描寫的人、事、情、景全是憑空捏造，因此，便無藝術可言。所以，張愛玲應召而作的兩部長篇，不幸被迅雨的話所言中：“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

    但因為這兩部小說，尤其《秧歌》，張愛玲卻認識了胡適，并因此結下了友誼。

    在香港期間，張愛玲深居簡出，連舊時文壇之友也不會見，社會上的傳言也少，她已還原為一個平實的居民，默默無聞地生活在曾讓她經歷戰事的香港，在“太平盛世”的生活里，卻沒有傳奇性的新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