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羅馬尼亞店還有冷凍的西伯利亞餛飩，叫“佩爾米尼”，沒荷葉邊、扁圓形，只有棋子大，皮薄，牛rou餡，很好吃，而且不像此地的中國餛飩擱味精。西伯利亞本來與滿蒙接壤。西伯利亞的愛斯基摩人往東遷移到加拿大格陵蘭。本世紀初，照片上的格陵蘭愛斯基摩女人還梳著漢朝陶俑的發髻，直豎在頭頂，中國人看著實在眼熟。

    這家超級市場兼售熱食，標明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德國意大利火腿，阿米尼亞（近代分屬蘇俄伊朗土耳其）香腸等等，還有些沒有英譯名的蒜椒薰rou等。羅馬尼亞火腿唯一的好處在淡，顏色也淡得像白切rou。德國的“黑樹林火腿”深紅色，比此間一般的與丹麥罐頭火腿都香。但是顯然西方始終沒解決肥火腿的問題，只靠切得飛薄，切斷肥rou的纖維，但也還是往往要吐渣子。哪像中國肥火腿切丁，蒸得像暗黃色水晶一樣透，而仍舊有勁道，并不入口即融，也許是火腿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贅瘤。——華府東南城離國會圖書館不遠有個“農民市場”，什么都比別處好，例如鄉下自制的“浴盆（tub）黃油”。有切厚片的腌豬rou（ba），倒有點像中國火腿。

    羅馬尼亞店的德國香腸太酸，使我想起買過一瓶波蘭小香腸，浸在醋里，要在自來水龍頭下沖洗過才能吃，也還是奇酸。德國與波蘭本來是鄰邦。又使我想起余光中先生《北歐行》一文中，都塞道夫一家餐館的奇酸的魚片。最具代表性的德國菜又是sauerkraut（酸卷心菜），以至于kraut一字成為德國人的代名詞，雖然是輕侮的，有時候也作為昵稱，影星瑪琳黛德麗原籍德國，她有些朋友與影評家就叫她the　kraut。

    中國人出國旅行，一下飛機就直奔中國飯館，固然是一項損失，有些較冷門的外國菜也是需要稍具戒心，大致可以概括如下：酸德國波蘭、甜猶太——猶太教領圣餐喝的酒甜得像糖漿，市上的摩根、大衛牌葡萄酒也一樣，kosher（合教規的食品）雞肝泥都擱不少糖，但是我也在康橋買到以色列制的苦巧克力——當然也并不苦，不過不大甜；辣回回，包括印尼馬來西亞，以及東歐的土耳其帝國舊屬地。印度與巴基斯坦本是一體，所以也在內，雖然不信回教，藍色的多瑙河一流進匈牙利，兩岸的農夫吃午餐，都是一只黑面包，一小鍋辣煨蔬菜。匈牙利名菜“古拉夫”（goulash）——蔬菜燉牛rou（小牛rou）——就辣。埃及的“國菜”是辣煨黃豆，有時候打一只雞蛋在上面，作為營養早餐。觀光旅館概不供應。

    西班牙被北非的回教徒摩爾人征服過，墨西哥又被西班牙征服過，就都愛吃辣椒。中世紀法國南部受西班牙的摩爾人的影響很大。當地的名菜，海鮮居多，大都擱辣椒粉辣椒汁。

    辣味固然開胃，嗜辣恐怕還是aneducatedtaste（教練出來的口味）。

    在回教發源地沙烏地阿拉伯，沙漠里日夜氣溫相差極大，白天酷熱，人民畜牧為生，逐水草而居，沒有地窖可以冷藏食物。辣的香料不但防腐，有點氣味也遮蓋過去了。

    非洲腹地的菜也離不了辣椒，是熱帶的氣候關系，還是受北非東非西非的回教徒影響，就不得而知了。

    這爿羅馬尼亞店里有些罐頭上只有俄文似的文字，想必是羅馬尼亞文了，巴爾干半島都是南方的斯拉夫人。有一種罐頭上畫了一只彎彎的紫茄子。美國的大肚茄子永遠心里爛，所以我買了一聽罐頭茄子試試，可不便宜——難道是茄子塞rou？原來是茄子泥，用豆油或是菜籽油，氣味強烈沖鼻。里面的小黑點是一種香料種籽。瓜菜全都剁成醬，也跟印度相同。

    猶太面包“瑪擦”（matso）像蘇打餅干而且較有韌性，夾鯽魚（herring）與未熟乳酪（creamcheese）做三明治，外教人也視為美食。沒有“瑪擦”，就用普通面包也不錯。不過這罐頭魚要滴上幾滴檸檬與瓶裝蒜液（iiquidgarlic）去腥氣——擔保不必用除臭劑漱口，美國的蒜沒蒜味。我也聽見美國人說過，當然是與歐洲的蒜相對而言；即使到過中國，在一般的筵席上也吃不到。

    阿拉伯面包這爿店就有，也是回教的影響。一疊薄餅裝在玻璃紙袋里，一張張餅上滿布著燒焦的小黑點，活像中國北邊的烙餅。在最高溫的烤箱熄火后急烤兩分鐘，味道也像烙餅，可以卷炒蛋與豆芽菜炒rou絲吃——如果有的話。豆芽菜要到唐人街去買。多數超級市場有售的冷凍“炒面”其實就是豆芽菜燒荸薺片，沒有面條，不過豆芽菜根沒摘凈，像有刺。

    我在三藩市的時候，住得離唐人街不遠，有時候散散步就去買點發酸的老豆腐——嫩豆腐沒有。有一天看到店鋪外陳列的大把紫紅色的莧菜，不禁怦然心動，但是炒莧菜沒蒜，不值得一炒。此地的蒜干姜癟棗，又沒蒜味。在上海我跟我母親住的一個時期，每天到對街我舅舅家去吃飯，帶一碗菜去。莧菜上市的季節，我總是捧著一碗烏油油紫紅夾墨綠絲的莧菜，里面一顆顆肥白的蒜瓣染成淺粉紅。在天光下過街，像捧著一盆常見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紅花，斑斑點點暗紅苔綠相同的鋸齒邊大尖葉子，朱翠離披，不過這花不香，沒有熱乎乎的莧菜香。

    日本料理不算好，但是他們有些原料很講究，例如米飯，又如豆腐。在三藩市的一個日本飯館里，我看見一碟潔白平整的豆腐，約有五寸長三寸寬，就像是生豆腐，又沒有火鍋可投入。我用湯匙舀了一角，就這么吃了。如果是鹽開水燙過的，也還是淡，但是有清新的氣息，比嫩豆腐又厚實些。結果一整塊都是我一個人吃了。想問女侍她們的豆腐是在哪買的，想著我不會特別到日人街去買，也就算了。

    在三藩市的意大利區，朋友帶著去買過一盒菜rou餡意大利餃，是一條冷靜的住家的街，灰白色洋灰谷的三四層樓房子，而是一爿店，就叫raviolifactory（“意大利餃廠”）。附有小紙杯澆汁，但是我下在鍋里煮了一滾就吃，不加澆汁再烤。菜色青翠，清香撲鼻，活像薺菜餃子，不過小巧些。八九年后再到三藩市，那地址本就十分模糊，電話簿上也查不到，也許關門了。

    美國南方名點山核桃批（pepie）是用豬油做的，所以味道像棗糕，蒸熟烤熟了更像。棗糕從前我們家有個老mama會做。三○年間上海開過一家“仿（御）膳”的餐館，有小窩窩頭與棗糕，不過棗糕的模子小些，因此核桃餡太少，面粉里和的棗泥也不夠多，太板了些。

    現代所有繁榮的地區都生活水準普遍提高，勞動減少，吃得太富營養，一過三十歲就有中風的危險。中國的素菜小葷本來是最理想的答復。我覺得發明炒菜是人類進化史上的一個小小里程碑。幾乎只要到菜場去拾點斷爛菜葉邊皮，回來大火一煽，就能化腐朽為神奇。不過我就連會做的兩樣最簡單的菜也沒準，常白糟蹋東西又白費工夫，一不留神也會油鍋起火，洗油鍋的去垢棉又最傷手，索性洗手不干了。已經患“去垢粉液手”（detergenthands），連指紋都沒有了，倒像是找醫生消滅掉指紋的積犯。

    有個美國醫生勸我吃魚片火鍋，他們自己家里也吃，而且不用火鍋也行。但是普通超級市場根本沒有生魚，火鍋里可用的新鮮蔬菜也只有做沙拉的生菜，極少營養價值。深綠色的菜葉如菠菜都是冷凍的。像他當然是開車上唐人街去買青菜。大白菜就沒有葉綠素。

    人懶，一不跑唐人街，二不去特大的超級市場，就是街口兩家，也難得買熟食，不吃三明治就都太咸；三不靠港臺親友寄糧包——親友自也是一丘之貉，懶得跑郵局，我也懶得在信上詳細叮囑，寄來也不合用，寧可湊合著。

    久已有學者專家預期世界人口膨脹到一個地步，會鬧嚴重的糧荒，在試驗較經濟的新食物，如海藻蚯蚓。但是就連魚粉，迄今也只喂雞。近年來幾次大災荒，救濟物資里也沒有魚粉蛋粉，也許是怕挨罵，說不拿人當人，飼雞的給人吃。

    海藻只有日本味噌湯中是舊有的。中國菜的海帶全靠同鍋的一點rou味，海帶本身滑塌塌沉甸甸的，毫無植物的清氣，我認為是失敗的。

    我母親從前有親戚帶蛤蟆酥給她，總是非常高興。那是一種半空心的脆餅，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狀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綠底子上，綠陰陰的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畫像。那綠絨倒就是海藻粉。想必總是沿海省分的土產，也沒有包裝，拿了來裝在空餅干筒里。我從來沒在別處聽見說過這樣東西。過去民生艱苦，無法大魚大rou，獨多這種膽固醇低的精巧的食品，湮滅了實在太可惜了。尤其現在心臟病成了國際第一殺手，是比糧荒更迫切的危機。

    無疑的，豆制品是未來之潮。黃豆是最無害的蛋白質。就連瘦rou里面也有所謂“隱藏的脂肪”（hiddenfat）。魚也有肥魚瘦魚之別。

    前兩年有個營養學家說：“雞蛋唯一的功用是孵成雞。”他的同行有的視為過激之論，但是許多醫生都對雞蛋采配給制，一兩天或一兩個星期一只不等。真是有心臟病血壓高，那就只好吃只大鴨蛋了。中外一致認為最滋補壯陽的生雞蛋更含有毒素。

    有人提倡漢堡里多攙黃豆泥，沾上牛rou味，吃不出分別來。就恐怕rou太少了不夠味，多了，牛rou是rou類中膽固醇最高的。電視廣告上常見的“漢堡助手”，我沒見過盒面上列舉的成份，不知道有沒有豆泥，還是仍舊是面包屑。只看見超級市場有煎了吃的素臘腸，想必因為臘腸香料重，比較容易混得過去。

    美國現在流行素食，固然是膽固醇恐慌引起的“恐rou癥”，認為吃素比rou食健康，一方面也是許多青年對禪宗有興趣，佛教戒殺生，所以他們也對“吃動物的尸體”感到憎怖。

    中國人常常嘲笑我們的吃素人念念不忘葷腥；素雞素鵝素鴨素蛋素火腿層出不窮，不但求形似，還求味似。也是靠材料豐富，有多樣性，光是干燥的豆腐就有豆腐皮豆腐干，腐竹百葉，大小油豆腐——小球與較松軟吸水的三角形大喇叭管——質地性能各各不同。在豆制品上，中國是唯一的先進國。

    只要有興趣，一定是中國人第一個發明味道可以亂真的素漢堡。譬如豆腐渣，澆上吃剩的紅燒rou湯汁一炒，就是一碗好菜，可見它吸收rou味之敏感；累累結成細小的一球球，也比豆泥像碎rou。少攙上一點牛rou，至少是“花素漢堡”。

    （一九八八年）

    “嗄？”？

    在《聯合報》副刊上看到我的舊作電影劇本《太太萬歲》，是對白本。我當時沒看見過這油印本，直到現在才發現影片公司的抄手代改了好些語助詞。最觸目的是許多本來一個都沒有的“嗄”字。

    《金瓶梅詞話》上稱菜肴為“嗄飯”，一作“下飯”（第四十二回，香港星海版第四七二頁倒數第四行：“兩碗稀爛下飯”）。同回稍早，“下飯”又用作形容詞：“兩食盒下飯菜蔬”（第四七一頁第一行）。蘇北安徽至今還保留了“下飯”這形容詞，說某菜“下飯”

    或“不下飯”，指有些菜太淡，佐餐吃不了多少飯。

    林以亮先生看到我這篇東西的原稿，來信告訴我上海話菜肴又稱“下飯”并引《簡明吳方言詞典》（一九八六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吳言區包括上海——浦東本地——蘇州、寧波、紹興等江浙七地），第十頁有這一條：下飯（寧波）

    同“嗄飯”

    舉一實例：“寧波話就好，叫‘下飯’，隨便啥格菜，全叫‘下飯’。”

    （獨腳戲“寧波音樂家”）

    林以亮信上說：“現代上海話已把‘下飯’從寧波話中吸收了過來，成為日常通用的語匯，代替了小菜或菜肴。上海人家中如果來了極熟的親友，留下來吃飯，必說寧波話：”下飯嘸交（讀如高）飯吃飽。‘意思是自己人，并不為他添菜，如果菜不夠，白飯是要吃飽的。至于有些人家明明菜肴豐盛，甚至宴客，仍然這么說，就接近客套了。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談話中，下飯并不能完全取代小菜，例如’今朝的小菜哪能格蹩腳（低劣）！‘’格飯店的小菜真推板！‘還是用小菜而不用下飯。“

    我收到信非常高興得到旁證，當然也未免若有所失，發現我費上許多筆墨推斷出一件盡人皆知的事實。總算沒鬧出笑話來，十分慶幸。我的上海話本來是半途出家，不是從小會說的。我的母語，被北邊話與安徽話的影響沖淡了的南京話，就只有“下飯”作為形容詞，不是名詞。南京話在蘇北語區的外緣，不盡相同。

    《金瓶梅》中的“下飯”兼用作名詞與形容詞。現代江南與淮揚一帶各保留其一。歷代滿蒙與中亞民族入侵的浪潮，中原沖洗得最徹底，這些古色古香的字眼蕩然無存了。

    《金瓶梅》里屢次出現的“囂”（意即“薄”）字，如“囂紗片子”，也是淮揚地區方言，當地人有時候說“薄囂囂的”。

    “囂”疑是“綃”，古代絲織品，后世可能失傳或改名。但是在這一帶地方，民間仍舊有這么個印象，“綃”是薄得透明的絲綢，因此稱“綃”就是極言其薄。

    《金瓶梅》里的皖北方言有“停當（妥當）”，“投到（及至）”，“下晚（下午近日落時）”。我小時候聽合肥女傭說“下晚”總覺得奇怪，下午四五點鐘稱“下晚”——下半夜？疑是古文“向晚”。“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后人漸漸不經意地把“向”讀作“下”。同是齒音，“向”要多費點勁從齒縫中迸出來。舊小說中通行的，沒地域性的“晌午”，大概也就是“向午”。

    已經有人指出《金瓶梅》里有許多吳語。似乎作者是“一個南腔北調人”（鄭板橋詩）

    ，也可能是此書前身的話本形成期間，流傳中原與大江南北，各地說書人加油加醬渲染的痕跡。

    “嗄飯”與“下飯”通用，可見“嗄”字一直從前就是音“下”，亦即“夏”。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中的吳語，語尾“嗄”字欲音“賈”。嬌滴滴的蘇白“嗄啥？”（什么呀？讀如《水滸傳》的“灑家”。）

    吳語“夏”、“下”同音“臥”上聲。《海上花》是寫給吳語區讀者看的。作者韓子云如果首創用“嗄”來代表這有音無字的語助詞“賈”，不但“夏”、“賈”根本不同音，你也該顧到讀者會感到混亂，不確定音“夏”是照他們自己的讀法，還是依照官話。總是已有人用“嗄”作語助詞，韓子云是借用的。揚州是古中國的大城市，商業中心，食色首都。揚州廚子直到近代還有名，比“十里揚州路”上一路的青樓經久。

    “腰纏萬貫，騎鶴上揚州”，那種飄飄欲仙的向往，世界古今名城中有這魅力的只有“見了拿波里死也甘心”，與“好美國人死上了巴黎”。

    揚州話融入普通話的主流，但是近代小說里問句話尾的“口奢”字是蘇北獨有。“嗄”

    音“沙”或“舍”，大概本來就是“嗄”，逐漸念走了腔，變成“沙”或“口奢口奢”，唇舌的動作較省力。

    “口奢”帶點嗔怪不耐的意味，與《海上花》的“嗄”相同。

    因此韓子云也許不能算是借用“嗄”字，而是本來就是一個字，不過蘇州、揚州發音稍異。

    無論是讀“夏”或“介”，“嗄”字只能綴在語尾，不能單獨成為一個問句。《太太萬歲》劇本獨多自成一句的“嗄”？

    原文是“啊？”本應寫作“啊（入聲）？！”追問逼問的叱喝。但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啊”字有這一種用法，就不必羅嗦注上“入聲”，又再加上個驚嘆號了。

    《太太萬歲》的抄手顯然是嫌此處的“啊？”不夠著重，但是要加強語氣，不知為什么要改為“嗄？”而且改得興起，順手把有些語尾的“啊”字也都改成“嗄”。連“呀”也都一并改“嗄”。

    舊小說戲曲中常見的“嚇”字，從上下文看來，是“呀”字較早的寫法，迄今“嚇”、“呀”相通。我從前老是納悶，為什么用“下”字偏旁去代表“呀”這聲音。直到現在寫這篇東西，才聯帶想到或許有個可能的解釋：全校本《金瓶梅詞話》的校輯者梅節序中說：“書中的清河，當是運河沿岸的一個城鎮，生活場景較近南清河（今蘇北淮陰）。《金瓶梅》評話最初大概就由‘打談的’在淮安、臨清、揚州等運河大碼頭上說唱，聽眾多為客商，船夫和手藝工人。”

    說書盛行始自運河區，也十分合理。河上的工商亟需比戲劇設備簡單的流動的大眾化娛樂。中國的白話文學起源于說唱的腳本。明朝當時的語助詞與千百年前的“耶”、“乎”、“也”、“焉”自然不同，需要另造新字作為“啊”、“呀”這些聲音的符號。蘇北語尾有“嗄”。《金瓶梅》有“嗄”字而未用作語助詞，但是較晚的其他話本也許用過。“嗄”字一經寫入對白，大概就有人簡寫為“嚇”，筆畫少，對于粗通文墨的說書人或過錄者便利得多，因此比“嗄”流行。流行到蘇北境外，沒有揚州話句尾的“嗄”，別處的人不知何指，以為就是最普遍的語尾“呀”。那時候蘇州還沒出了個韓子云，沒經他發現“嗄”就是蘇白句末發音稍異的“賈”，所以也不識“嗄”字縮寫的“嚇”，也跟著大家當作“呀”字使用。因而有昆曲內無數的“相公嚇！”“夫人嚇！”

    還有我覺得附帶值得一提的：近年來臺灣新興出“到”字語助詞，其實是蘇北原有的，因為不是國語，一直沒有形之于文字。“到”的字義接近古文“也”字。華中的這一個凋敝的心臟區似是漢族語言的一個積水潭，沒有經過一波波邊疆民族的沖激感染。蘇北語的平仄與四聲就比國語吳語準確。

    《太太萬歲》的抄手偏愛“嗄”字而憎惡“噯”字，原文的“噯”統改“哎”或“唉”。

    “噯”一作“sg”，是偶然想起什么，喚起別人注意的輕呼聲。另一解是肯定——“噯”是“是的”，“噢”是“是。”

    不過現代口語沒有“是”字了，除了用作動詞。過去也只有下屬對上司，以及官派的小輩對長輩與主仆間（一概限男性）才稱是。現在都是答應“噢”。

    作肯定解的“噯”有時候與“sg”同音“愛”，但是更多的時候音“a”，與“唯”押韻。“噢”與“諾”押韻。“噯，噯，”

    “噢，噢，”極可能就是古人的唯唯諾諾，不過今人略去子音，只保留母音，減少嘴唇的動作，省力得多。

    “哎”與“噯”相通，而筆畫較簡，抄寫較便。“噯”

    “哎”還有可說，改“唉”就費解了，“唉”是嘆息聲。

    《太太萬歲》中太太的弟弟與小姑一見傾心，小姑當著人就流露出對他關切，要他以后不要乘飛機——危險。他回答：“好吧。哼哼！嘿嘿！”怎么哼哼冷笑起來？

    此處大概是導演在對白中插入一聲閉著嘴的輕微的笑聲，略似“唔哼！”禮貌地，但是心滿意足地，而且畢竟還是笑出聲來。“嘿嘿！”想必，一時找不到更像的象音的字，就給添上“哼哼！”二字，標明節拍。當場指點，當然沒錯，抄入劇本就使人莫名其妙了。

    對白本一切從簡，本就要求讀者付出太多的心力，去揣摩想象略掉的動作表情與場景。

    哪還經得起再亂用語助詞，又有整句整段漏抄的，常使人看了似懂非懂。在我看來實在有點傷心慘目，不然也不值得加上這么些個說明。

    （一九八九年九月）

    草　爐　餅前兩年看到一篇大陸小說《八千歲》，里面寫到一個節儉的富翁，老是吃一種無油燒餅，叫做草爐餅。我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個悶葫蘆終于打破了。

    二次大戰上海淪陷后天天有小販叫賣：“馬草爐餅！”

    吳語“買”“賣”同音“馬”，“炒”音“草”，所以先當是“炒爐餅”，再也沒想到有專燒茅草的火爐。賣餅的歌喉嘹亮，“馬”字拖得極長，下一個字拔高，末了“爐餅”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個年輕健壯的聲音，與賣臭豆腐干的蒼老沙啞的喉嚨遙遙相對，都是好嗓子。賣餛飩的就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黃昏才出現，白天就是他一個人的天下。也許因為他的主顧不是沿街住戶，而是路過的人力車三輪車夫，拉塌車的，騎腳踏車送貨的，以及各種小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著吃——最便當的便當。

    戰時汽車稀少，車聲市聲比較安靜。在高樓上遙遙聽到這漫長的呼聲，我和我姑姑都說過不止一次：“這炒爐餅不知道是什么樣子。”

    “現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說，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聲。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餅油條是平民化食品，這是貧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這樣想。

    有一天我們房客的女傭買了一塊，一角蛋糕似地擱在廚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闊的大圓烙餅上切下來的，不過不是薄餅，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許略灑了點芝麻。顯然不是炒年糕一樣在鍋里炒的，不會是“炒爐餅”。再也想不出是個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實“燥爐”根本不通，火爐還有不干燥的？

    《八千歲》里的草爐餅是貼在爐子上烤的。這么厚的大餅是絕對無法“貼燒餅”。《八千歲》的背景似是共黨來之前的蘇北一帶。那里的草爐餅大概是原來的形式，較小而薄。江南的草爐餅疑是近代的新發展，因為太像中國本來沒有的大蛋糕。

    戰后就絕跡了。似乎戰時的苦日子一過去，就沒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見過一次，擦身而過，小販臂上換著的籃子里蓋著布，掀開一角露出烙痕斑斑點點的大餅，餅面微黃，也許一疊有兩三只。白布洗成了勻凈的深灰色，看著有點惡心。

    匆匆一瞥，我只顧忙著看那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食品，沒注意拎籃子的人，仿佛是個蒼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沒想到與那年輕的歌聲不太相稱，還是太瘦了顯老。

    上海五方雜處，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反而少見。叫賣吃食的倒都是純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而且黑中泛灰，與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較像南太平洋關島等小島（miesian）與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從前進的中學，舍監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稱與黃浦對立，想來都在黃浦江邊——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給她取的綽號就叫阿灰。她這同鄉大概長年戶外工作，又更曬黑了。

    沿街都是半舊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戶為了防賊，位置特高，窗外裝著凸出的細瘦黑鐵柵。街邊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筆直的白圓筒樹身映在人行道的細麻點水泥大方磚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曬褐了色，白紙上忽然來了這么個“墨半濃”

    的鬼影子，微駝的瘦長的條子，似乎本來的圓臉，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見嚇人一跳。

    就那么一只籃子，怎么夠賣，一天叫到晚？？難道就做一籃子餅，小本生意小到這樣，真是袖珍本了。還是瘦弱得只拿得動一只籃子，賣完了再回去拿？那總是住得近。這里全是住宅區緊接著通衢大道，也沒有棚戶。其實地段好，而由他一個人獨占，想必也要走門路，警察方面塞點錢。不像是個鄉下人為了現在鄉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無法存活才上城來，一天賣一籃子餅，聊勝于無的營生。

    這些我都是此刻寫到這里才想起來的，當時只覺得有點駭然。也只那么一剎那，此后聽見“馬草爐餅”的呼聲，還是單純地甜潤悅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異樣的人。至少就我而言，這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嘈音，背景音樂，不是主題歌。

    姑姑有一天終于買了一塊，下班回來往廚房桌上一撂，有點不耐煩地半惱半笑地咕嚕了一聲：“哪，炒爐餅。”

    報紙托著一角大餅，我笑著撕下一小塊吃了，干敷敷的吃不出什么來。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沒有，還是給了房客的女傭了。

    （一九九○年二月）

    蘇青、張愛玲對談錄——關于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對談者：蘇青、張愛玲時　間：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地　點：上海。張愛玲女士寓前言當前上海文壇上最負盛譽的女作家，無疑地是張愛玲和蘇青。她們都以自己周圍的題材來從事寫作，也就是說，她們所寫的都是她們自己的事。由女人來寫女人，自然最適當，尤其可貴的，似乎在她們兩位的文章里，都代表當前中國知識婦女的一種看法，一種人生觀，就是在她們個人的談話中，記者也常可以聽到她們關于婦女問題的許多獨特的見解，因此本社特約蘇張兩女士舉行對談，而以當前中國的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為對談題材。對談的結果非常好，更難得的是她們兩位對于記者所問的，都提供了坦白的答案。記者愿意在這里向讀者們鄭重介紹以下的對談記錄，并向參加對談的蘇張兩君表示謝意。

    記　者：今天預定對談的是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承蒙你們二位準時出席，非常感謝。今天對談的題目范圍甚廣，我想先從婦女職業問題談起吧！蘇青女士已從家庭婦女變成了職業婦女，同時在蘇女士的文章里似乎時常說職業婦女處處吃虧，這樣說來，蘇女士是不是主張婦女應該回到閨房里去的？

    蘇　青：婦女應不應該就職或是回到家庭去，我不敢作一定論。不過照現在的情形看，職業婦女實在太苦了，萬不及家庭婦女那么舒服。在我未出嫁前，做少女的時候，總以為職業婦女是神圣的，待在家庭里是難為情的，便是結婚以后，還以為留在家里是受委屈，家庭的工作并不是向上性的，現在做了幾年職業婦女，雖然所就的職業不能算困苦，可是總感到職業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苦，而且現在大多數的職業婦女也并不能完全養活自己，更不用說全家了，僅是貼補家用或是個人零用而已，而外界風氣也有轉變（可以說是退潮的時期），對之并不感到如何神圣而予以尊視，故目下我們只聽到職業婦女嫁人而沒有聽到嫁了人的婦女自愿無故放棄家庭去就職。這實在是職業婦女最大的悲哀。

    記　者：所謂職業婦女的痛苦是不是指工作的辛苦？

    職業婦女的苦悶蘇　青：是呀，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職業婦女，除了天天出去辦公外，還得兼做抱小孩子洗尿巾、生煤球爐子等家庭工作，不像男人般出去工作了，家里事務都可以交給妻子，因此職業婦女太辛苦了，再者，社會人士對于職業婦女又決不會因為她是女人而加以原諒的，譬如女人去經商，男人們還是要千方百計賺她的錢，搶她的帽子，想來的確很痛苦。還要顧到家庭，的確很辛苦。

    張愛玲：不過我覺得，社會上人心險惡，那本來是這樣的，那是真實。如果因為家庭里的空氣甜甜蜜蜜，是一個比較舒適的小天地，所以說家里比社會上好，那不是有點像逃避現實么？

    蘇　青：從感情上講，在家里受了氣，似乎無關緊要，一會兒就恢復了，但在社會上受了氣，心里便覺得非常難過，決不會容易忘懷的。

    張愛玲：噯，真的！有一次我看見個阿媽打她的小孩子，小孩子大哭，阿媽說：“不許哭！”他抽抽噎噎，漸漸靜下來了。母子之間，僵了一會，他慢慢地又忘了剛才那一幕。“姆媽”這樣，“姆媽”那樣，問長問短起來。鬧過一場，感情像經過水洗的一樣。骨rou至親到底是兩樣的。

    蘇　青：不知怎樣，在家里即使吃了虧，似乎可以寬恕，在社會上吃了虧，就記得很牢。

    張愛玲：我并不是根據這一點就主張女子應當到社會上去，不應當留在家庭里。我不過是說：如果因為社會上人心壞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現實。

    記　者：你們所謂“人心險惡”，恐怕不過是女性方面的看法，以男性來說，他們是必須要到社會上去的，因為要生活。而女性則不然，因為她們還有一個家庭可以作逋逃藪，像男人就無法逃回家庭去，女人因為還有家庭可回，所以覺得人心太險惡了。其實社會人心的險惡，向來如此，男性是一向遭遇慣了的。職業女性的吃虧恐怕還是由于社會輕視女性的見地，但是女性也有占便宜處，像跑單幫女人就處處占便宜。我想請問一問，就是婦女應不應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