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妻子死去，丈夫只需要服喪一年就可以另娶，并且沒有對孝服的規定。

    此外，《唐律疏議》中還規定，丈夫毆打妻子時“諸毆傷妻者，減凡人二等論；死者，以凡人論”，如果是毆打妾室，則“非折傷無罪”。

    也就是說，丈夫毆打妻子時，只要不死，就比普通打架傷人減輕二等論罪，如果是毆打妾室，沒有傷到骨頭就是無罪。

    但如果是妻子打丈夫，“諸妻毆夫，徒一年；若毆傷重者，加凡斗傷三等。死者，斬”。

    妻子毆打丈夫，就要罰徒役一年，如果傷勢重，要比普通打架傷人加重三等論罪。

    都是毆打，都是傷人，為什么女人打了男人，就比男人打了女人的量刑要重？

    對丈夫和妻子就同一罪過的不同論罪，成為男權社會對女性欺壓的最有利武器。

    慢慢的，甚至連女性自己也不再記得，原來，在久遠的過去，她們在婚姻上也曾有著和男子相當的權力。

    如果武周一朝的女性參政者可以繼續下去，那么是否會有一天，掌控著權柄的女人們受到在律法下的不公欺壓，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不公的社會呢？

    很有可能，但是我們不得而知。因為當武則天、上官婉兒、太平公主相繼逝去，這個女性掌權的時代終告結束。

    “三春去后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在此之后，到封建帝制終告結束之時，女性到底成為了歷史上的零星點綴，縱然偶爾有女兒以天縱之姿現世，也不過是“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

    太平公主有些悵然若失。

    身處其中時是不會察覺的，她向來只看到了自己的束縛和不滿，但是……這就是女性地位最高的時候了嗎？

    她看向自己的母親，那位前無古人，聽光幕所言也將后無來者的女帝。

    太平公主對武則天是什么情感呢？

    也許少年時尚有濡慕，但是現在只剩下了疏離、畏懼、討好、奉承……昔日溫和的母親已成為一張模糊的臉，取而代之的是端坐在高臺上，威風凜凜的形象。

    但是除去那些偏執、那些怨恨，太平公主細細看向母親，這樣一位威儀無邊的帝王，保養得宜的眼角竟然已有了細紋。

    ——她竟已老了。

    【在唐以后，便來到了宋的時代。】

    “果然是神跡！”武則天難得有些失態，“竟能透露后世之事。婉兒，多記多思，這是真正的天人賜福了。”

    上官婉兒慎重地點點頭，答應一聲。

    【lt;a href= target=_blankgt;宋朝，是一個復雜的朝代。

    它有著最繁榮的經濟，也有著最懦弱的軍事。

    它有著紙醉金迷的文化高峰，也有著倉惶南渡的國家恥辱。

    宋朝的女性，有著較高的法律地位，也遭受著前所未有的苛刻。

    宋朝早期，上承唐代遺風，對女性較為寬容，社會風氣較為開放。

    宋代婚姻中，財產觀念取代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門第觀念，男女結親的“門當戶對”從階級逐漸轉移到家財。所以無論是未婚女子還是已婚婦女都手握一定的“嫁妝”財產。

    女性擁有財產的后果就是在家庭中有了經濟地位。同時，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也使得女性廣泛參與民事活動，參與社會生產，故而地位較高。

    勞動決定生產地位嘛。

    然而，理學家胡援對此說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不若吾家者，不若我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這一方面說明經濟確實決定了婦女在家庭中地位的高低，另一方面也說明理學家已開始探討如何降低婦女地位，以達到重振三綱之道的問題。】

    “勞動決定生產地位！”上官婉兒不禁低呼出聲。

    武則天心思急轉：說是勞動，其實所有活動都是這個意思。說白了就是得有價值，一個人在政治上有價值，就有政治地位，一個國家在鄰國中有價值，就是國家地位。一個女性有價值，那么這個女性地位就會提高。女性群體有價值，那么女性群體的地位就會提高……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武則天不禁大笑道：“真是振聾發聵之言！”

    【另一方面，宋朝政權從何而來？

    ——是建立在中小地主階級基礎上的。

    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坐大，各地農民起義頻發。門閥、地主、權貴都“天街踏盡王公骨”。中小地主階級反而通過科舉考試登上了北宋歷史舞臺。他們的出身與生長環境決定了其對待婦女的溫和態度。所以社會風氣較為開放。】

    唐末藩鎮割據，地方坐大？

    稍微有些政治頭腦的人都看得出，光幕這里講的極有可能就是唐朝滅亡的原因了。

    武則天只略微一想，就能想到，是削藩出了問題。

    “沒想到不是‘七國之亂’，竟然成了東周之禍啊……”

    【儒學自東漢以后走下坡路，中唐時代以韓愈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批佛駁道，企圖重振儒學雄風，提出“以儒為宗”，但是社會上思潮涌現，儒家并不是主要的潮流。

    在宋朝，儒家思想才再一次得以重視。

    漢儒、唐儒的思想并不適合新生的宋朝，社會現實和儒學重建迫使儒家選擇倫理觀作為建立思想體系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