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史館蘇軾上書反對，并當面指責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趙頊悚然驚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轟轟烈烈的改革第一炮就被蘇軾打成了啞彈，大家可想見王安石的憤怒！于是當神宗皇帝提出要用蘇軾為修中書條例時，王安石堅決反對，將蘇軾任命為開封府推官。

    6月22日，御史臺老大呂誨也被王安石拉下馬來。呂誨事件具體說來跟變法其實沒多大關系，它的起因和母愛的神圣博大有關。話說未來強大無比的“女中堯舜”英宗老婆、神宗老媽高太后最愛的兒子并不是長子宋神宗趙頊，而是次子、岐王趙顥，愛到了必須每天見面，形影不離的程度。具體做法就是把已成年的趙顥一直留在皇宮里，不趕到外面去住。

    她犯天條了！真是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英宗)死得早、婆婆兼姨媽(曹氏)脾氣好，慣得她無法無天。歷代皇朝用血的教訓總結出一準則：皇宮里只能有一個皇帝、外加一個皇太子，這兩個與皇位有關的男人存在。其他皇子一律趕到外面、甚至趕到外地去住，越遠越好！不然小心政變隨時發生！

    可高太后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國家安危都重要！這在以后成了事實，以此類推，留個心愛兒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于是一叫章辟光的大臣上書提醒，她卻勃然大怒，命神宗從重從嚴處理這個姓章的！神宗沒辦法，孝子是要聽話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這時滿朝文武沒人敢說話，只有王安石站了出來：章辟光沒任何錯誤，不必處理！

    呂誨就在這時借高太后的勢力，用這件事彈劾王安石！平心而論：王安石錯了嗎？只是說了句公道話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呂誨他反對濮議時不是同一性質嗎？那為什么呂誨會反對王安石呢？答案就在他寫的彈劾奏章里。里面總結了王安石十大罪狀“慢上無禮、好名欲進、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報怨、怙勢招權、專威害政、凌鑠同列、朋比為jian、動搖天下”大得嚇死人的罪名，更說王安石“大jian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jian詐…”

    但神宗皇帝這次頂住了老媽的壓力，保住了王安石、罷免了呂誨。任命開封知府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而任命呂公著的原因則是因呂公著的兄長、樞密使呂公弼反對王安石，王安石要借呂公著來逼樞密院傾向自己。

    以上就是王安石氣死唐介、趕走呂誨，pk掉此前最著名的兩位吵架王的經歷。按說這種戰績換在神宗朝前，足以讓他睥睨天下，咳嗽一聲都壓倒大宋官場了。但這時不行，沒人服他。

    本月，大遼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加封太師。四方軍旅之事，由乙辛便宜從事。契丹諺語“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子”

    7月17日，新法第一項法令出臺，它完全滿足了官場需要，沒損害他們半分收入，同時又讓國家稅收成10倍的翻番增漲。可郁悶的是，仍有人跳出來聲色俱厲地反對，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均輸法出臺！迅速讓京城里的達官貴人，甚至皇帝看到了新法的效果，又巧妙躲開了古代中國最大的根基命脈——農業。

    時機沒到。絕不去動最敏感、最基礎的東西。

    均輸法屬于商業，它關系到開封過百萬居民的生活現狀。我們都知道：大城市的繁榮取決于周邊小城鎮及農村的供給。它就像一龐大的蜂王，全體工蜂們都要全力以赴供養它，才能把它養胖。反過來它再吐出營養來繁衍整個蜂群。

    開封城也是這樣，為了繁榮它，趙匡胤建立了一叫發運司的部門，它的長官發運使負責淮、浙、江、湖等6路漕運。把南方的柴、米、茶、鹽等一系列好東西運到京城來。可時間長了，就顯出了它的弊端。

    發運司只是個執行機關，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運送東西。而決定運什么東西的。卻是京城里三司省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看著不知哪年哪月存下來的底檔，說有個地方出產這東西。行！大筆一揮，把發運使派到那兒去攤派。

    這讓整個漕運亂七八糟，很多時候，這地方沒這產品、任務卻來了；那地方有這東西、卻爛在當地不要。浪費吧？別急！還有更浪費的！

    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亂，三司的大佬們都是口不言利、手不粘錢的“君子”，他們怎會去下市場調查呢？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運不上來。京城里積壓的，倒源源不斷涌了進來。長此以往，供需脫節，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榮了。

    針對于此，王安石的辦法是給發運使增加權力。要讓發運使有權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產什么，這樣由他來決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價錢、買什么東西，這就等同于國家開了個買辦大公司，解決了以往供需脫節的問題，也讓國家在買與賣間賺到了錢。

    而同時，王安石也完全沒違背自己競爭宣言，沒動官員、百姓們的半分稅收，就讓國家得到了實惠。在實際運作中為做到這一點，王安石選中了一合適人選——薛向。以前擔任過開封府的度支判官、陜西轉運副使，理財絕對是把好手。

    薛向上任后，以皇帝撥給發運司的500萬貫內藏錢、300萬石上供米為起動資金，把這國有買辦公司辦得風生水起。同時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們罵得體無完膚。

    第一輪攻擊波在8月，就由劉琦、錢顗等御史發起。結果一個被貶監處州鹽酒務、一個被貶監衢州鹽稅。

    之后出場的是蘇軾、蘇轍兄弟。蘇軾的話真正說到了點子上，要明白其中奧妙，得先思考另一個問題：均輸法出臺前，京城的供需早已脫節，可為什么開封城還能保持住封建社會有史以來最巔峰的繁華呢？為什么？

    那就是大宋朝最為后人所向往的、截止英國工業革命之前，整個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東西——商業。它在漢人所創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圖最小的地域里，達到了讓人無法想像的高度！像夢一樣美麗繁華的汴梁城就是證據！

    但它同時也是把雙刃劍，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榮、周邊的流通。可另一方面也讓金山銀河從大宋國庫旁邊流走，跟國家不發生關系。

    聯系到蘇軾的話，就是“自均輸法實行，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均輸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們爭利潤，把商人們的利潤收歸國有。而商人們不敢動，就是均輸法的成功。

    有人要說：這不是壟斷嗎？打擊自由競爭？這是在走歷史的回頭路，把本己興旺發達的宋代商業硬生生地扼殺！也對也不對。因自由競爭、壟斷這樣的名詞是發生在現代社會里的，與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業稅。在宋朝，不管商業怎樣發達，只是相對于其它朝代而言的。在主體上它仍是個農業社會。以農業稅為準收繳的商業稅，能和那些大商人賺取的利潤相匹配嗎？

    兩蘇之后，范仲淹次子范純仁發起了新一輪攻擊波。范純仁是個讓人摸不透的人，一生總在變法、不變法之間飄來蕩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這時他第一個跳出痛罵新法，而10多年后，他的表現恰好相反…

    這時他職務和他父親當年一樣，是知諫院。他的奏章再次重復君子小人論。在他看來，新黨無事生非。所謂的富國之法，不外乎是向漢朝的小人桑弘羊學習，每天里像商鞅那樣想著怎樣賺錢，完全違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誨…

    12日。范純仁被罷知諫院，貶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蘇轍被罷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還有馮京、謝景溫、李常等人不斷攻擊均輸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擾亂秩序。法術不正。不知所謂“秩序”是哪一條大宋律例所規定的？也不知正確法術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黨們就是不正！

    對此神宗皇帝沒什么好臉色，當著國家公務員，拿著趙家發的工資，卻站在大商人那邊說話，這世上還有天理嗎？沒別的，一個一個的駁斥、趕走，都一邊涼快反省去！

    截止到這，還只是些小打小鬧，均輸法實行后，富弼、司馬光、韓琦、文彥博等等久負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們都還沒登場。也許他們還在觀望、在思考…

    另一邊，宋神宗、王安石他們在做的就是穩住腳步、借著打壓反對派的勢頭，把均輸法推廣全國，讓每一路都做起來！要讓全天下人都看到國庫充足的狀況，最重要的是要給大家一適應期，讓他們僵化平穩了100多年的腦子能漸漸適應改變。

    王安石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奏章里寫過這樣一段話“變法的事，緩變會有利，急做害處多。大家要集思廣議，慢慢來”

    新法第二條法令關系重大，因它涉及到了國家之本——農業。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個處理不當，就會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甚至改朝換代！有多少次改朝換代，都是因農業垮了，百姓們吃不上飯才鋌而走險，當了暴民！

    這項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書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這場“王安石變法”的代名詞…

    說青苗法，必須得跟另一個名詞聯系起來，那就是盛行于唐代的“常平倉法”這法令可說是項百分百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從哪一點上說，都沒半點害處。它是桿國家特設的天平，當豐收時，國家出錢穩定市價收購、防止谷賤傷農。當災年出現時，國家以低廉價格賣出，讓人民能吃上飯。

    注意它的性質：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種國辦的公益事業。那么問題出現：既這樣好，為什么王安石還要改變它，去實行青苗法呢？

    這再次驗證了條真理——世上沒壞事、只有壞人。無論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誰去實施。歷朝歷代，國家都由儒家學說統治，雖有些獎懲條例，可遠遠達不到監督力度。常平倉法再好，也被底下官員們給敗壞了：這幫人里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倉里糧，較有經濟頭腦的是把倉里的糧拿出來，和jian商們勾結，在災年時以屯積、提價等手段賣出，發的不是國難財，是人命財。同時作為農民來說，他們的口糧都成了問題，種子糧又怎會剩下？于是開春后只能去借貸。(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