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已成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最重要的遺產之一。歷史上經常是互相敵對的人民組成了主權國家，不同國家又組成地區性的組織。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的國際秩序準則如今在亞洲推行得最為得力，遠強于歐洲，中東更是無法與亞洲相比。后來西方許多人質疑其中一些原則過分強調國家利益或對人權保護不夠。在亞洲，許多國家不久前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獲得了主權。它們把主權視為絕對的概念。國家政策的目標不能像歐洲或美國的流行觀念認為的那樣超越國家利益，而是要全力以赴、堅定不移地追求國家利益。每個政府都把外界對其國內行為的批評斥為殖民主義心態的表現。所以，即使它們認為鄰國的國內行為的確過分，比如緬甸在國內的所作所為，亞洲國家也寧肯通過靜悄悄的外交來交涉，而不是公開施加壓力，更遑論強力干預。

    同時，不明言的威脅永遠存在。中國明確宣布不排除使用武力來追求國家的核心利益。所有其他的關鍵國家也隱晦地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各國軍費預算不斷增加。在中國南海和東北亞海域這類地方發生的國家間競爭基本上是按照19世紀歐洲外交的方法進行的，并不排除武力的選項，盡管多年來各國在使用武力時總是有所克制，但這種克制有時相當脆弱。

    亞洲歷史上國際體系的組織原則是等級尊卑，不是主權平等。國力體現在統治者的至尊地位和奉他為最高權威的權力結構，而不是地圖上具體國界的劃分。帝國推行貿易和政令，要求較小的政體依附于它的羽翼之下。身處兩個或兩個以上帝國勢力交叉地的民族經常以附屬于不止一個帝國為手段來保持獨立（直至今日，有些地方的人們仍然記得并沿用這個辦法）。

    亞洲歷史上的外交體系，無論是中國模式還是印度模式，都把君王視為神意的代表，或至少是一種家長式的權威。3地位低的國家理應向高一級的國家納貢。理論上這清楚地顯示了地區的力量對比，所建立的附屬關系也嚴格明確。但實際上實施這些原則的手法創意百出、復雜多變。東北亞的琉球王國一度同時向中國和日本進貢。緬甸北部山區的部落同時效忠緬甸王廷和中國皇帝（基本上對哪一方的指令都敷衍了事），從而保證了某種形式的事實上的自治。幾個世紀以來，尼泊爾巧妙地在外交上與中國以及印度各代王朝保持著平衡;它給中國皇帝的信函和禮品在中國被視為上表納貢，在尼泊爾自己的記載中卻反映為平等的禮尚往來。后來尼泊爾又和中國建立了特殊關系，借以保證自己相對于印度的獨立。被19世紀西方帝國視為擴張的戰略目標的泰國所采取的戰略更是復雜，它同時宣布與所有列強都建立親善友好的關系，因而得以安然躲開西方殖民的魔爪。它一方面邀請來自多個互相競爭的西方國家的顧問來到宮廷，另一方面繼續向中國派遣朝貢使團。泰國皇家還奉養著印度裔的印度教修士。（泰國國王本身被視為神，鑒于這一點，這一平衡戰略顯示出的思想上的靈活和情感上的堅韌尤其驚人。）任何地區秩序的概念都被認為會限制外交所需的靈活性。

    在這微妙而多樣的遺產的大背景下，亞洲地圖上各個威斯特伐利亞式的主權國家僅僅是對該地區現實的一種過分簡單化的體現。地圖上看不出各國領導人在治國中多種多樣、各不相同的企盼，也看不出在對等級和禮儀一絲不茍的同時，采取靈活敏捷的策略和手腕這一亞洲外交的典型特點。國家是亞洲國際生活的根本性框架。但在亞洲，國家也承載著也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都更加多樣、更加直觀的文化遺產。日本和印度這兩個亞洲主要國家的經驗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日本

    在亞洲歷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實體當中，日本最早、最果斷地對西方的進擊做出了反應。日本是群島國家，與亞洲大陸最近的距離也有大約100英里，所以它長期以來一直孤處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傳統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語言高度單一，它的官方意識形態強調日本人是神的后裔，結果日本人自覺與眾不同的意識變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熱，而這種意識也使日本能夠非常靈活地調整政策以適應它認定的國家戰略需要。在僅僅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日本從完全閉關鎖國轉變為廣泛學習借鑒西方國家最現代化的做法（向德國學習軍事，向英國學習議會制度和海軍事務）；從悍然企圖建立帝國轉變為奉行和平主義，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崛起為新型大國；從封建主義轉變為類似西方專制主義的政體，繼而接受了民主制度；從一個世界秩序轉到另一個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后是亞洲，最后是全球秩序）。在此過程中，它自始至終堅信它的民族使命絕不會因采納其他社會的技術和制度而淡化，而只會因對外部世界的成功適應而得到加強。

    幾個世紀以來，處于中華世界邊緣的日本吸納了中華宗教和文化的大量內容。但日本與中華文化圈中的大多數社會不同，它把借來的東西變為了自己的，且從未因師從中國而認為對中國有稱臣的義務。日本這種頑固的態度有時使中國的朝廷為之愕然。向中國進貢是對中國皇帝表示臣服，象征著服從中國確立的世界秩序。亞洲其他國家接受這一進貢制度的前提和規矩，將它們與中國的貿易稱為進貢，以此得到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它們（至少對中國朝廷表示）尊重儒家關于國際秩序的觀念，將國際秩序視為家族式的等級制，中國就是這個家族的家長。日本和中國一衣帶水，對儒家的理論熟稔于心，總的來說也默認中國式的世界秩序是地區的現實。日本遣往中國尋求貿易或文化交流的使團謹守禮儀規矩，使中國的官員以為日本希望成為以中國為首的等級制中的一員。然而在亞洲，禮儀上的細微之處，如提到某個統治者時用的稱呼、官方信函的模式，或正式文件上所使用的日歷，都表現了一國在等級制中所處的位置。4而日本一直不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進貢制度中正式明確自己的地位。它游走于中國等級分明的世界秩序的邊緣，偶爾堅持自己與中國平起平坐，有時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國更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