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雙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國理念中。它自稱為伊斯蘭共和國，暗示它的權威超越了領土的界限。居于伊朗權力結構最高點的阿亞圖拉（先是霍梅尼，然后是他的繼任者阿里middot;哈梅內伊）不僅是伊朗的政治領袖，而且被視為全球性的權威，是伊斯蘭革命的最高領袖和伊斯蘭烏瑪及被壓迫人民的領袖。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以一種嚴重違反外交豁免原則;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核心原則;的方式在世界舞臺上亮相：它沖進美國駐德黑蘭的使館，把使館人員扣為人質長達444天（2014年，現任伊朗政府把當年劫持人質那群人的翻譯任命為伊朗駐聯合國代表，此舉等于宣告了那次行為的正確性）。本著類似的精神，阿亞圖拉霍梅尼在1989年發布指令，判處英籍印度裔作家薩曼middot;拉什迪死刑，以此宣稱自己掌握著全球的司法權威。拉什迪也是穆斯林，判處他死刑是因為他在英國和美國出版的一本書被認為冒犯了穆斯林。

    黎巴嫩的真主黨和伊拉克的馬赫迪軍是非國家的民兵組織，它們挑戰權威，通過恐怖襲擊來達到目的。伊朗與部分領土遭這些組織占領的國家保持著正常的外交關系，但與此同時，它又出于宗教的原因為這些組織提供支持。伊朗政府為了推動伊斯蘭革命，準許什葉和遜尼兩派跨越教派間的鴻溝共同合作，以推動更廣泛的反西方事業。比如，伊朗為遜尼派的圣戰組織哈馬斯提供武器打擊以色列。據有些報道稱，伊朗還為阿富汗的塔利班提供武器。14 9middot;11委員會的報告和2013年針對加拿大的一次恐怖襲擊陰謀的調查結果都顯示，基地組織成員在伊朗獲得了根據地。

    關于推翻現存世界秩序的問題，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穆斯林基本上觀點一致。盡管21世紀初在中東各地爆發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教義之爭十分激烈，但賽義德middot;庫特布的觀點在實質上與伊朗政治領袖的觀點并無二致。庫特布堅信伊斯蘭將重整世界秩序并最終統治世界，這一觀點在那些把伊朗重塑為宗教革命發源地的人的心中引起了共鳴。庫特布的著作在伊朗廣為流傳，有些是阿亞圖拉阿里middot;哈梅內伊親自翻譯的。1967年，哈梅內伊翻譯了庫特布的著作《本宗教的未來》，在序言中他這樣寫道：

    這位崇高偉大的作家在此書的章節中試圖hellip;hellip;先闡述宗教的實質，在表明了此一宗教的生機勃勃之后hellip;hellip;他以雄辯的說理和特有的世界觀申明，世界的權力將最終掌握在我們宗教的手中，未來屬于伊斯蘭。15在反西方大業中，伊朗代表著占穆斯林少數的什葉派。伊朗認為，如果為了共同的目標而超越教義上的分歧，就有可能成就大業。為此目的，伊朗憲法把團結所有穆斯林定為國家的一項責任：

    根據《古蘭經》第21章第92節的經文（你們的這個民族，確是一個統一的民族，我是你們的主，故你們應當崇拜我。[2]），所有穆斯林都同屬一族，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有責任在制定國策時注重培育所有穆斯林之間的友誼和團結。它必須為實現伊斯蘭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統一而不懈奮斗。16重點不在神學上的爭議，而在意識形態上的征服。如霍梅尼所說：我們必須努力向全世界輸出我們的革命，必須丟掉一切別的想法，因為伊斯蘭教不僅不允許伊斯蘭國家之間存在任何分歧，而且還是所有被壓迫人民權益的捍衛者。17這要求對美國這個世界強盜、俄羅斯和其他崇尚物質的社會，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發起規模浩大的斗爭。

    然而，霍梅尼和其他什葉派革命者在一點上與伊斯蘭遜尼派意見不同，這也是他們兄弟間互相殘殺的根本原因所在，分歧就是什葉派認為，世界大亂將隨著馬赫迪（伊斯蘭教中的救世主）的出現而結束。他將降臨（身在形不現），掌管起目前暫由伊斯蘭共和國最高領袖代為行使的至高權力。18當時的伊朗總統馬哈茂德middot;艾哈邁迪ndash;內賈德認為這條原則已成定論，并于2007年9月27日在聯合國的講話中公開提了出來：

    最后的救世主必定會降臨。他將帶領所有信真主的人、尋求正義的人和樂于助人的人建設光明的未來，使世界充滿正義和美好。這是主的諾言，因此定會實現。19這樣的概念所設想的和平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艾哈邁迪ndash;內賈德總統在2006年寫給喬治middot;Wmiddot;布什總統的信中所說的，全世界必須皈依正確的宗教教義。艾哈邁迪ndash;內賈德的那封信（西方普遍認為那是表示愿意談判的姿態）以Vasalam Ala Man Atabaal hoda20結尾。這句話在公開發表的信中沒有翻譯出來，它的意思是：只有走正路的人才有和平。這句話一字不差，正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紀對拜占庭和波斯皇帝發出的警告，那兩個帝國很快就成了伊斯蘭圣戰的對象。

    幾十年來，西方觀察家一直想找到伊朗這種態度的確切根源。他們堅信，伊朗的一些比較極端的言辭只是一種比喻。他們認為，如果宣布棄絕西方過去的一些行為，例如20世紀50年代美英兩國對伊朗國內政治的干預，也許就能打開和解之門。然而，伊斯蘭教的革命派至今尚未表現出愿意尋求西方意義上的國際合作。伊朗的神權政治也不像一個殖民統治結束后滿懷怨憤的獨立運動在期盼著美國展現善意。根據阿亞圖拉們的政策觀念，與西方的爭端不是僅通過在具體問題上讓步就能解決的。它是關于世界秩序性質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