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推論說，人類具有非社會的社會性36，即人在社會中傾向于群居，同時又不斷地抵制社會，隨時有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秩序問題，尤其是國際秩序，乃是最困難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需要解決的終極問題。37為了防止情緒失控，人類組建了國家。但如同處于自然狀態中的每一個人一樣，每一國都尋求維護本國的絕對自由，為此不惜陷入無法無天的野蠻狀態。然而國與國之間沖突帶來的毀滅、社會動蕩乃至國力的枯竭38最終促使人們開始思考出路。人類面臨兩種前景：要么是人類墳塋遍地39的和平，要么是深思熟慮后構建的和平。

    康德認為，解決的辦法是各共和國自愿組成一個聯邦，誓言彼此不再交戰，并在本國內和國際上行為透明。40聯邦內的各國公民會致力于促進和平，因為他們與專制君主不同，考慮是否開戰時會勾起對親身經歷過的嚴酷戰爭的回憶41。這種契約的好處會隨著時光的推移日益明顯，從而為它逐漸擴展成為一個和平的世界秩序鋪平道路。自然法則決定了人類最終會通過理性思考逐漸走向一個權力聯合體系，一個世界性的政治安全體系和一個完美的人類公民聯盟。42

    堅信理性的力量，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昔日希臘人所謂的傲睨神明的狂妄，即內含自我毀滅種子的精神自豪感。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智慧的思想家能憑空發明治理秩序嗎？還是深層有機的文化現實限制了選擇的范圍（伯克的觀點）？人類能否發現并闡明一種單一概念和機制，把世間萬物合理地統一起來（如達朗伯和孟德斯鳩所論）？抑或是這個世界太復雜，人類太多元，以致無法僅憑邏輯解答這些問題，而是需要某種本能意識，甚至近乎神秘的治國之術？

    啟蒙時期的歐洲大陸哲學家大多選擇了從理性角度而不是從國家有機體論的角度看待政治演變。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無意地，甚至有違本意地促成了一次導致歐洲陷入數十年分裂的大動蕩，余波至今未平。

    法國大革命及其后果

    最意想不到的革命帶來的動蕩也最大。法國大革命就是一例，它宣告了一種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大相徑庭的國內秩序和世界秩序。法國大革命不再區分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戰爭的激情;也許有過之而無不及，用一場大革命運動取代了17世紀時的宗教訴求。法國大革命顯示，各國內部的變革對國際均勢撼動之大超過了外部入侵。20世紀的一系列大動蕩充分揭示了這一教訓，其中很多動蕩明顯汲取了法國大革命首創的一些理念。

    社會上的種種怨憤情緒匯聚起來沖擊毫無警覺的政權之日，也是革命爆發之時。革命同盟越廣泛，摧毀現政權結構的能量就越大。變革波及范圍越廣，重建權威時就越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否則社會就會走向解體。恐怖統治不是偶然現象，而是革命固有的特征。

    法國大革命發生在歐洲最富饒的國家，但該國政府當時腐敗不堪。最初推動革命的力量來自上層階級，主要是貴族和大資產階級。他們試圖完全依照啟蒙時代的原則治理國家。后來革命發展的勢頭不僅當初發動革命的人始料不及，而且整個統治階層也完全沒有想到。

    法國大革命的實質是秩序的再造。其規模之大，自各種宗教戰爭結束后為歐洲大陸所罕見。對革命者而言，人類社會的秩序既沒有體現中世紀上帝的安排，也未能反映出18世紀龐大王朝之間的利益交錯。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家和20世紀他們的極權運動后繼人一樣，認為歷史進程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意的表達，而民意顧名思義不會接受任何內在的或憲政的束縛。只有民眾自己才有權詮釋民意。因此，民眾表達的民意，與英國當時盛行的多數人統治概念或美國的成文憲法中所含的權力制衡思想截然不同。法國的革命者把國家視為一個抽象的概念;國家不是指每個個體的人，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實體，是需要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的一國全體國民;然后把自己指定為國民的代言人，甚至是國民的化身。他們的這一觀點遠遠超越了黎塞留提出的國家權力概念。

    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教父盧梭在一系列著述里闡述了他認為是普遍真理的思想。43人們因拜服盧梭淵博的知識和魅力，沒有認清其思想的深義。盧梭一步步引導讀者對人類社會做了理性的剖析，把現存體制的一切;財產、宗教、社會等級、政府權力、公民社會;斥責為幻象和欺騙。它們將被社會秩序中的一個新政權所取代。44廣大民眾必須對這個新政權俯首帖耳，這種順從連昔日行使神授權力的君主也難以想象;只有俄國的沙皇例外。而俄國的情況是，貴戚以外的沙皇臣民以及居住在烏拉爾山以東邊陲的各族裔都是農奴。以上理論預示著現代極權政權的出現。在極權政權下，民意會認可那些通過事先策劃的民眾示威公布的決定。

    為了推行這一意識形態，一切君主政體自然而然地被視為敵人。由于它們不會不加抵抗地放棄權力，革命若要成功就必須獲得國際聲討支持，通過強制實施自己的原則實現世界和平。為了在整個歐洲大陸推動建立新的秩序，法國規定全國的成年男子皆要服兵役。法國大革命所依據的論點與1 000年前的伊斯蘭教和20世紀的共產主義學說相似：信仰不同宗教或秉持不同政治信念的國家不可能長期共處，因此需要借助一切現有手段和一切社會力量，把國際事務變成一場全球范圍的意識形態較量。法國大革命因而再次混淆了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以及合法性與權力之間的界限。昔日威斯特伐利亞解決方案曾把這兩層關系區分開來，從而限制了歐洲戰事的規模和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