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身份證上必須寫明種族屬性，劃分完成，圖西人占人口的14%，胡圖人占85%左右。

    接下來，殖民者開心地搓搓手，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各個方面，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行政上，都無比偏袒圖西人，拼命扶植圖西人上位，同時鼓吹“圖西人是更高貴的人種、他們的文化是優越的、他們是含米特人的后裔”。

    高貴啥啊，不就剛劃分出來的嗎，還有含米特人又是啥，我也沒研究。

    只知道圖西人成了既得利益者之后，就開始膨脹了，真得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沒少做壓迫的事，胡圖人的矛頭也就馬上對準他們，心說你是啥玩意兒。

    此時，反殖民主義可能都不那么重要了，兩個人為劃出的種族、不看身份證都不一定分得出誰是誰，開始了爭鋒相對和曠日持久的爭斗。

    同時，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世界大勢如此，殖民者也就順水推舟，陸續把殖民地權力交回當地人手中。

    這個時候，盧旺達的殖民者，就是比利時人，基于種種考量（胡圖人畢竟人數眾多），做了一件簡單粗暴的事兒：交權的時候，把權力交到胡圖人手里了。

    明擺著要出問題：圖西人當了那么多年人上人，忽然統治者變成了胡圖人，而胡圖人憋了幾十年的氣，正愁沒地方撒。

    所以，從1962年盧旺達獨立之日起，國家內部，根本也就沒太平過，圖西人持續流亡，也持續被迫害，基本是大鬧三六九，小鬧天天有吧，到了90年代，流亡海外的圖西人成立了愛國陣線，直接就和政府軍開戰了。

    聯合國覺得這樣不行，94年的時候，出來調停，當時盧旺達的總統，名字太拗口，我們叫他哈總統吧，迫于國內外的種種壓力，乘著飛機去國外和談了。

    這引起了胡圖族極端分子的不滿，這些極端分子開始煽動民眾：你們忘記了被圖西族奴役的日子嗎，要是談判成功，圖西人掌握了權力，你們還有好日子過嗎？

    而針對圖西人的滅絕政策也一直暗中進行，簡單說來，有以下準備：

    1）統一了暗號，叫“cut the tall trees”，砍掉高的樹木。因為圖西人長得稍微高一些。他們秘密通知下去：哪天聽到這個暗號廣為傳播，那就是行動開始了。

    2）清查圖西人地址：他們基本掌握了所有圖西族人的住處門牌號，屠殺一開始，都是按地址找上門去，直接開殺，基本沒有能被放過的。

    3）購買大量武器，據說93到94年，光砍刀就購進了50萬把，估計是沒那么多錢買槍支彈藥，而且吧，這些砍刀大量還都是中國制造的。

    據說當時中國的廠方也很驚訝，問訂單數量怎么這么大啊，人家淡定地回答，今年橡膠大豐收，要砍橡膠。

    日！

    那么多張嘴，那么多人參與，這消息其實不保密，很多人都聽說了，沒當回事，當時聯合國駐盧旺達的維和司令是一名加拿大人，叫達萊爾，連胡圖人藏武器的倉庫地址都知道，匯報給總部的時候，紐約方面回答：收繳武器超過了聯合國的授權范圍，不允許。

    4月6號，哈總統談判完回國，座機即將降落時，被兩枚導彈擊中，機上所有人全部死亡。順便說一句，飛機上還有一位布隆迪的新總統，搭便機的。

    屠殺幾分鐘后就開始了，胡圖人的電臺開始瘋狂播報：我們的總統被殺了，是那些圖西人干的！來吧，拿起武器，為總統報仇，砍掉高的樹木，讓我們殺死蟑螂！

    一夜之間，整個盧旺達首都基加利陷入了腥風血雨。

    更耐人尋味的是，首當其沖被殺害的，還不是圖西人，而是那些胡圖族溫和派人士，甚至包括了高官，比如憲法院院長、政府部長等。這傳遞出一個危險的信號：哪怕你是胡圖人，哪怕你身居高位，你敢站在圖西人一邊，你也得死。

    當時的西方各國，還有聯合國維和部隊，估計都是懵的，維和部隊不能擅自行動，是否插手要等總部的指示，于是總部開始開會討論。

    那頭討論得如火如荼，這邊已經殺紅了眼，胡圖人顯然做過計劃，一上來就殺了十個比利時維和士兵，而比利時維和力量，是當時盧旺達各國維和力量里實力最雄厚的一個。

    比利時人沒想到會動真格的，死了十個年輕小伙子，沒法跟國內納稅人交代，國內也吵得很厲害，比利時人考慮了一下，決定撤僑撤軍。

    其它國家一看：實力最雄厚的一支都撤了，我留著不是等死嗎，看來這里要失控，趕緊走吧。

    大家紛紛開撤。

    撤的時候，哪怕車上帶了寵物，都不能帶走一個圖西人，胡圖人在街上設了層層路障，一輛輛車檢查身份證，查到了馬上拖下來殺死，囂張到敢當著聯合國士兵的面殺人。

    發生了很多悲慘的場景，比利時部隊撤走的時候，是在晚上，說是要趁著夜幕悄然撤離，當時大約有2000多名難民受他們保護，難民圍在車邊，懇求說：要不你們拿槍把我們打死吧，子彈殺人會快一點，我們不想被刀砍死。

    當然不能開槍。

    撤離開始時，成群的難民跟著汽車跑，哭喊著說：“請不要扔下我們。”

    數小時后，幾乎所有的2000名難民全部遭到殺害。

    根據資料，當時決心留下來繼續工作的國際組織，只有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的一個小組，以及后文被提到的悲催的達萊爾率領的聯合國維和部隊。

    連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外國醫生也加入了撤離，一位醫生對記者說：“我們斷定，留在這里工作已經不再有意義，去醫治一個即將被殺掉的人是徒勞無益的。”

    聯合國的會議還在開，討論沒完沒了，還活著的圖西人通過各種方式，向自己海外的朋友求救。

    據說有美國的官員，給當時盧旺達胡圖族的軍方頭目打電話，威脅他說：“你們要是不住手，我們美國會出面干涉的。”

    其實當時，美國上下都沉浸在一樁明星大事里，辛普森殺妻案，根本也不怎么關注盧旺達是怎么回事。

    那個軍方頭目回答說：“我們盧旺達，沒有石油，也沒有黃金，你們美國人會來嗎，來干嘛呢？”

    對美國人的行事風格還真是看得入木三分。

    又有人向美國提出，美國即便不出兵，但是有那個技術，可以關閉盧旺達當地的電臺，因為廣播太有煽動性，也極其可怕——比如它突然發現了一個圖西族人的藏身地點，馬上通過廣播通知所有胡圖人：快來啊，xx大街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大群蟑螂！

    所有聽到消息的胡圖人，跳上卡車，揮著刀就來了，路上還不斷有要搭車的，搭不到車就跑步去，更別提那些本來就在附近的人了。

    但美國人拒絕了關閉電臺的請求，理由是，咱們不能干涉新聞自由——后來有人指出真相，短波干涉電臺，每小時要花8500美元，美國人大概不想花那個錢……

    于是，在bbc可以拍出照片、傳出新聞的情況下，世界也了解這里發生了什么事，屠殺居然可以持續到三個月之久。

    太多細節，不說了。

    【三】

    有一本書，叫《路西法效應》，論好人如何變成惡魔，或者說，一個普通人，距離殺人，到底有多遠。

    最后得出結論：在一定的社會情境下，好人也會犯下暴行。這種人的性格的變化被他稱之為“路西法效應” ——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后來墮落成了第一位墮天使，被趕出天堂。

    盧旺達大屠殺中，有許多顛覆人性的認知。

    比如，醫生本來是救死扶傷的，但醫生里，出了很多“杰出殺手”，在人權組織報道里，不管是男醫生、女醫生，還是內科、外科、兒科、婦科，都參與殺害了自己的圖西族同事、患者以及到醫院來尋求庇護的傷員和難民。

    再比如，教師會告發學生，甚至親手殺死學生，一位胡圖族教師對記者說：“我本人就殺死過一些孩子……我們一年級曾經有80個孩子，最后只剩下了25個。”

    有一個農民接受采訪，說：“我殺人是因為我被逼無奈。我不殺他們，我自己就會被殺掉。許多人死掉，就是由于不肯殺人……”

    ……

    大屠殺事件平息之后，很多胡圖族兇手不承認自己殺了人，一口咬定當時是被魔鬼附身，說：不是我干的，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干的。

    自己都無法面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

    【四】

    之所以想寫這篇文，源于前面提到的一個人，加拿大將軍，達萊爾，是當時聯合國維和部隊司令。

    契機是，在看關于盧旺達的記錄片時，里頭提到這位將軍——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責之中，幾次試圖自殺，至今要靠藥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緒穩定。

    覺得不可思議：這不是個年輕的小伙子啊，是個將軍，男人，老成持重，見過許多大世面，殘酷的事肯定也見了不少，又不是他殺的人，怎么就“幾次試圖自殺”了呢。

    有些情緒激動的鍵盤俠，大概要噴他圣母了。

    于是翻了一下他在這一事件中的角色。

    1）起初，達萊爾授命擔任聯合國駐盧旺達維和部隊（又叫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簡稱聯盧）司令，要求給自己4500人，聯合國給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軍隊，訓練和裝備都低下，缺少后勤，甚至零用錢。

    他自己回憶說：“我們需要訂購手電筒，經過長時間的拖延等待之后，手電筒終于到貨，卻沒有配電池……”

    2）他不具備情報收集能力，雖然曾向總部提要求，但是答復是：情報收集行動不符合維和政策。

    3）但他還是很努力。1994年1月，胡圖族陣營有個軍官準備叛逃，他把計劃透露給達萊爾方面了。

    我們來看看那個人透露了些什么：

    ——胡圖族培訓了1700個人，這些人分為40個一組，每一組都“有能力在20分鐘內殺死1000個圖西人”，如今已經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當“cut the tall trees”的信號傳出，這些人會帶頭行動——也就是說，胡圖人培訓了“先導者”，因為大眾是容易跟隨和受煽動的，光聽廣播里說，也許沒人敢動手，但如果已經有人帶頭進行了呢？

    ——胡圖人有殺害比利時維和人員的計劃，這樣的話，可以迫使比利時從聯盧退出，而比利時人是聯盧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點，愿意提供地點并提供更多情報，要求是“聯合國幫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護”。

    請注意，當時是1994年1月，距離真正的屠殺發生，至少還有3個月。

    4）達萊爾歡欣鼓舞，馬上向聯合國打報告，請求先把武器收繳，結果大家也知道了，聯合國回復說超出授權，不允許。

    5）達萊爾又做了數次努力，反復爭取，都被拒絕了。他手下的聯盧分散在基加利各處，相互之間被路障隔絕，十名比利時維和士兵被殺后，他尤其擔心其它士兵的安全，食品剩了不到兩周，有些營地的水只夠兩天的，燃料、彈藥、藥品都不足。

    6）但是達萊爾還是堅持不撤離，他覺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殺，他三度接到聯合國官員的指示，要求擬定撤離方案，他都拒絕執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打來的。

    7）比利時撤軍之后，達萊爾幾乎是絕望的，因為聯盧實力大減，但他還是堅持在自己的營地保護著約3萬名平民。但緊接著，更絕望的事發生了，比利時走后十多天，安理會通過一項新決議，要求撤回大部分聯合國維和人員，僅留下一支270人組成的象征性部隊。

    ……

    從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時人，再到只剩270人，還是四處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彈藥都所剩無幾，沒有增援，不能硬拼，畢竟已經死了十個士兵了，身為司令，也要對士兵的安全負責。

    所以，整件事達萊爾應該負責任嗎？我覺得他已經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殺結束，他是那個“幾次試圖自殺，至今要靠藥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緒穩定”的人。

    想來想去，大概是因為，屠殺發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續著，現場刺激太恐怖，超過了他的忍受極限。

    不想指責那些開會和做決議的政客太過冷漠，他們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們拉到現場，讓他們親眼看到發生了什么，他們也會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當他們遠在萬里之外，吹著空調，喝著咖啡，開著會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計較費用、利益、是否合算、誰出力更多、能不能少花點錢。

    之前提過的那1700人，有部分是國外的軍官幫忙訓練的，一位親眼看到屠殺慘狀的法國軍官嚎啕大哭，不敢相信“自己親手調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惡行徑”。

    因為達萊爾，我又去查了一些相關的資料，注意到，有一位魏特琳女士，中國人可能很熟悉，南京大屠殺中，她曾經致力于保護中國難民，但很少有人知道后續：回國之后，她因為對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極度抑郁，開煤氣自殺身亡。

    那些親手犯下累累罪行的人，好多還信口雌黃拒不認罪，這些善良的人，卻相繼失去生命和正常的生活，我覺得特別不公平。

    【五】

    所以想寫一個關于保護區的故事，但不想俗套地去歌頌、贊揚、描述他們怎么努力、怎么斗智斗勇。

    我在想，如果有一個姑娘，在保護區時還很年輕，迫于種種壓力，犯下了自己不能釋懷的錯，那么一切結束之后，她還會有勇氣繼續嗎、會彌補嗎，如何去彌補呢。

    所以有了這篇文，四月間事。

    其實算是給女主開了掛，很多她的前輩，比她年長、資深、更清白，像達萊爾、魏特琳，都過不了那道坎，希望用死亡來結束一切痛苦，她怎么過呢？

    有時候寫小說，會想當然，設置一方背負重重苦痛，遇到真愛的人，完成救贖。

    但事實上，人生比小說復雜的多，不是所有救贖，都能用愛情解決，戰甲一直都在，有時候要靠自己穿上。

    就好像盧旺達事件最終有轉機，不是因為國際社會重拳出擊，而是圖西人的愛國陣線打了回來，胡圖族人覺得惶恐，害怕遭到報復，于是大規模逃往鄰國——“跨越邊界前，在路邊丟下成堆成堆的砍刀、匕首、長矛”。

    即便岑今沒有遇到衛來，她也終究會讓事情水落石出、讓該報應的得報應。

    衛來的出現，只不過是讓結局更好而已。

    卡隆是弱化了許多的盧旺達，沒有真實事件那么絕望——死亡人數減到20萬左右，不少國際組織和志愿者都留下來保護難民，建立了保護區，戰后上帝之手要求對戰犯追責，甚至可以有國家力量支持……

    而前面說過，真實的盧旺達，大量戰犯外逃，政府預測替死難者討回公道要200年，很多重要戰犯得到其它國家庇護，首當其沖的就是法國——盧旺達大屠殺二十周年紀念的時候，也就是2014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都曾親自前去祭奠，但當時的盧旺達，明確拒絕法國總統前來，還曾威脅要斷交。

    所以文中的設置，熱雷米一案發生在法國，上帝之手宣稱對熱雷米被殺案負責之后，法國警局就不再追責。

    故事有了梗概之后，自己也幾度猶豫。

    一是，這主題是不是太政治和嚴肅了？畢竟我一個網絡作者，不想寫到坐牢。所以行文過程中，許多情節做了淡化，前期基本都是互動的日常，到文章的末尾，翻出過往，停在四月的最后一天。

    二是，故事全部發生在很遠的地方，北歐也好，東非也好，除了男女主是華裔，配角全是外國人，再涉及時政，距離我們現實生活太原，題材一定是很多人都不感興趣的。記得故事剛開篇的時候，還有讀者嚎啕說媽呀連地名都記不住。

    三是，自己試寫了一章，覺得文風變得好明顯，寫這樣的文，難免譯制腔，人物的說話風格，不可能像國內那樣隨意、俚語張口就來、有代入感。

    四是，因為不是恐怖懸疑那種天馬行空式的構想，你寫的每一句話，都要有些根據，不能想什么是什么，就算卡隆這國家不存在，也得基本符合實際，而頭疼的是，文中寫到的這些國家，我都沒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