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她無比自豪的杰作萬里長城。

    眺望她波濤洶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與平原，她的高山巖石和森林。

    越過北方疆界，探研韃靼曠野，

    不列顛冒險家從未到過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他曾經在夢中游歷了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國家，如今居然有機會讓夢成真，他怎么會不激動萬分呢？

    馬戛爾尼時代的歐洲正處于啟蒙時代。與現在的“歐洲優越論”相反，那個時代的歐洲在中華文明面前懷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當時的歐洲著作中，我們能找到很多“當中國已經……時，歐洲還……”句式的表述。比如伏爾泰說：“當迦勒底人還只是在粗糙的磚坯上刻字時，中國人已在輕便的竹簡上刻字。”就像今天我們動不動用“西方”來比照“中國”一樣，那個時代的歐洲知識分子正是用“中國”來批判“歐洲”。（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陷入了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粗鄙而教條的宗教信念籠罩著歐洲的一切。“中世紀的精神狀況是愚昧無知地拜倒在教會的偶像——教條、權威和煩瑣哲學之前。”（約翰·西蒙茲《意大利文藝復興史》）

    啟蒙運動意味著從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過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給了歐洲人許多啟示。歐洲人驚訝地發現，沒有教會的中國似乎處處比歐洲優越。與四分五裂的歐洲比起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安定的國度。歐洲任用貴族來管理國家，而中國則通過嚴格的考試制度，一視同仁地選拔文官。歐洲各國沉迷于狹隘的宗教教派之爭，而中國各教之間則相互寬容。歐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縹緲的來世，中國的儒家學說因為不語怪力亂神而更顯理性。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的世俗精神啟發了啟蒙思想家們高舉理性主義大旗，猛烈抨擊中世紀的神學教條。傳教士的書簡成了最熱門的讀物，精英階層的客廳里，人人談論孔夫子的學說、中華帝國的悠久歷史，甚至還有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傳教士們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這個神圣的自然法則之上，法律與倫理道德融為一體。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構成了中國這樣一個全新的道德世界。這令一直激烈譴責天主教會的伏爾泰如同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他贊揚中華文明偉大的奧秘在于其貫穿了理性與道德的原則。他說，中國人“具有完備的道德學，它居于各科學的首位”。他在《哲學辭典》的“光榮”條目下贊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號召歐洲向中國取經。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萊布尼茨甚至這樣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于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于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

    當然，關于中國的聲音并不是一邊倒的，也有人對傳教士的書簡做出了另一種解讀。啟蒙時代熱愛自由的歐洲人對任何一點專制的信息都極為敏感，不幸傳教士書簡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暗示。孟德斯鳩就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千年不變和社會穩定是專制控制的結果。

    百科全書派主持人狄德羅和伏爾泰一樣，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務實精神，不過卻對中國人的父權原則提出質疑。他認為，對父輩的盲目服從，只能產生縱容父輩錯誤、剝奪兒輩自由的惡果。

    另一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疑問：如果中國文化果然這么輝煌，何以一再被異族統治呢？“如果無論大臣們的見識或者法律所號稱的睿智，或者那個廣大帝國的眾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的話，那么他們的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么用呢？他們所堆砌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出什么結果呢？結果不就是住滿了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嗎？”（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余建華《1718世紀西歐啟蒙思想家的中國文化觀探略》；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對同一個國家，人們的判斷和評價如此兩極，讓人莫衷一是，也讓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迷惑不已。中國到底是天堂還是地獄？再過幾個月，一切都將真相大白。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于抵達了中國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國史上的登峰造極，一直為后世所艷稱。為了向遠人展示帝國的富庶繁榮，皇帝更是精心準備，一擲千金。那么，這樣一個空前絕后的傳統盛世，在英國人眼中是什么樣子呢？

    英國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眾多和市井生活的繁榮。從馬可·波羅時代起，這一點就一直為歐洲人所驚嘆。關于中國的人口，長期以來在歐洲是一個謎。馬可·波羅說，汗八里城（元代蒙古人對大都的稱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數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馬可·波羅游記》）這已經讓歐洲人產生懷疑，明清時傳教士的說話更令人難以相信：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會集中在一個國家之內，而這個國家的面積雖然廣大，也不過是整個陸地面積的十二分之一。不過英國人的訪問為歐洲得出了定論：“人們給予這個國家人口數量的上限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實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二 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眾多的最有力證明是自然資源的稀缺。英國人剛剛抵達中國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1793年7月初，英國艦隊抵達第一片中國領土舟山群島。由于遇到落潮，“克拉倫斯”號只得在一個叫六橫島的小島邊拋錨稍停。英國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時間上岸對中國領土進行第一次的觀光”，于是他們爬上了六橫島。爬過海邊陡峭的石壁后，他們在山下發現了一塊人工填海填出來的小平原。很顯然，為了造出這塊小平原，本地的居民們沒少費力氣。“為了防止海水的沖洗，前面筑了一條三十呎高的土堤。但這塊平原的面積并不大，我們懷疑花費這樣大的力氣搞出這么小的一塊土地來是否合算。平原上種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就是展現在英國人面前的典型中國國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這有點出乎英國人的預料。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固然人口眾多，但同時疆土也極其遼闊。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壓力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

    隨著后面行程對中國的深入，他們越來越體會到土地對中國人的珍貴：

    中國的全部土地，只有極少數例外，主要是種植人吃的糧食。中國沒有大的牧場，也沒有專為種植牲口吃的燕麥、豆類和蕪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園外，全國很少公園和其他公共娛樂游玩地帶。中國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國沒有公地。大地主們也不肯劃出大塊土地來不事生產而改作娛樂或者運動的場所。所有耕地從不休耕。（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確實，傳統中國似乎從來沒有“公園”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們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產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

    歷史學家們認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實際的人口數比政府統計的還要多。乾隆晚年中國人均耕地的樂觀估計是3.5畝，而同時期的英國，人均占有耕地10畝，是中國的3倍。此外，當時英國還有800萬英畝荒地，也就是說，全英國每人尚能擁有1英畝（合6畝左右）的土地儲備。整個歐洲情況與英國相似，“歐洲是一個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區，它從來不缺少可耕地”。（謝和耐《中國社會史》）了解了這個事實，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英國人對中國的耕地緊張狀況如此驚訝了。

    從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國人就開始持續不斷地驚嘆中國的人口眾多。使團總管巴羅說：“要說有什么令人驚嘆的話，那就是人口之眾多。自到達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擁到岸邊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處，大路邊總是站滿了看客。根據一路上的見聞，副使斯當東判斷，中國的人口密度比歐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還要多1/3。也就是說，馬戛爾尼到中國時，中國人口估計在3.5億左右。

    英國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緊張繁忙和商業的興旺發達。

    到達舟山群島后，不熟悉中國海況的英國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幾天，為的是等中國官員為他們尋找到北上的領航員。

    利用這個時間，他們來到一里地之外的一個小縣城——定海觀光。

    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們眼里是一個小而繁榮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過較小一點……城內服裝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陳列布置得相當講究……整個城市充滿了活潑生動的氣氛。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須做工。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著寄生的生活。我們看到男人們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們在商店里購貨。”（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一群金發碧眼的怪物出現在東方小城的街頭，我們可以想見其轟動的程度。“無數好奇群眾爭先恐后地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最后走到一個廟宇里去躲避群眾。”巴羅的描寫總是更生動：“人人都想把頭伸到轎窗前來滿足一下好奇心，咧著嘴笑嘻嘻地喊一聲：紅毛！”（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這些睜大眼睛好奇地盯著英國人的定海百姓哪里能想到40多年后將要來臨的災難。

    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小縣城已經令英國人對中國商業的高度繁榮和中國人在人口壓力下的緊張生活有所了解，后來中國的其他城市，特別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給他們的印象當然更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后，使團船只繼續北上，抵達大沽口。在這里，他們換乘吃水淺的中國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來到北京，英國人馬上被迎面而來的商業氣息拍了個跟頭。副使斯當東說：“（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上擠滿了人。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示出興盛繁榮的氣象。”“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門外掛著角燈、紗燈、絲燈或者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巴羅的記載則更加詳細生動：

    穿過城門走上那種大路之后，我們眼前馬上就展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鋪和貨棧，門前展示著各自的獨特貨物。商鋪前一般都豎著大木柱。柱頂高過屋檐，柱身刻著鎦金大字，標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

    ……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鋪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只剩中央一線。

    ……一切都在移動。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眾聲喧嘩，既有小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爭吵……捧貨筐的小販、演雜技的、變戲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醫生、說相聲的和賣唱的，擠成一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國人是有著商業天才的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如此。雖然英國是商業大國，但乾隆時代中國國內商業的繁盛仍然令英國人大開眼界。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事實上，每當天下太平之后不久，中國各地的商業都會迅速勃興。乾隆時期的商業繁盛在中國歷史上并非首次，不過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財富基數，卻肯定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目睹并見證了乾隆盛世的一個側面。

    馬可·波羅驚嘆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18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團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禮遇。剛到大沽口，兩名中國官員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數量之多令英國人驚訝，以至于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內容。這個見面禮出乎英國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國后，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過于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只載著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并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后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干凈后腌在鹽里。”（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官員貫徹皇帝旨意，在一切環節中全力展示帝國的富強。但這一旨意畢竟沒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領會。他們關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國家的尊嚴。這個細節一下子暴露了中國的尷尬。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后，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這個外表繁榮富庶的處于盛世中的大國難以想象的貧窮。

    他們首次注意到中國人吃狗rou。當然，不只是狗rou，只要是rou，中國人就吃：“狗rou是他們慣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于半饑半飽的狀態，樂于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尸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只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仿佛那只是一條狗的尸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致。“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饉，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導致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中國人從來都是十分勤勞的。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產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獲，農民們擠在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密集地進行勞動，精心選種育苗，進行精耕細作。事實上，乾隆年間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巴羅則估計糧食的收獲率高于英國，他寫道：“在中國麥子的收獲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饑餓的盛世。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馬爾薩斯后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制增長的可怕后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盡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么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于靠盡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樂于食用歐洲工人寧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面臨饑荒。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于吃飯真是過于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墻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里，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對于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并不都是這樣。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云，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并不適用。”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19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里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實際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yin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所以，對于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于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洛克就說，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系。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系，而是一種道德的關系，一種與因果關系相聯系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系。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后得出結論說：

    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只有這種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于聚積財產。對權勢的貪欲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執法官員有權凌駕于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他說，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只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干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贊美的重點。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鄭鳴謙《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儒學”鏡像》）

    與傳說中一樣的是，英國人看到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確實十分井然。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嘆不已：“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面上，遵守著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于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著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內秩序井然。“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華帝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極深。英國人原來擔心自己帶來的數量眾多、體積巨大的禮品在陸地運輸過程中一定會損壞幾件。然而，在清帝國官員的有力組織協調下，整個運輸任務完成得非常漂亮：“我們的包裹總共有六百多件，形狀大小不一，盡管有多次裝卸、轉駁，到達京城時卻沒有丟失或者損壞一件。”“的確，這兒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隨時得到執行，甚至是興高采烈地執行。”（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隨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更讓英國人無法接受的是中國官場的另一項規矩：在任何場合，上級都可能打下級的板子。

    被扒掉褲子當眾打屁股，對英國紳士來講，是無法想象也無法容忍的恥辱。然而英國人卻發現，中國人對此卻司空見慣。

    巴羅說：“在任何場合，只要他們（中國官員）認為恰當，就以父權的名義，立即用板子處罰，無須預審或調查。”

    這讓視個人尊嚴和榮譽為生命的英國人無法理解并且非常氣憤：“一個朝廷官員伸開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僅比他官高一級，這樣的情景對外國人來說也許顯得荒謬。這種卑劣的順從，這種人類靈魂的墮落，在任何場合都毫無怨言地將自己置于一個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惡意的體罰，而后還不顧加倍的廉恥與羞辱，居然去親吻那根教訓過自己的板子，目睹這一切，你無論如何也壓抑不住胸中燃燒起來的憤慨之火。”（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也造就了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國百姓。

    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仆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英國人發現在暴力威脅下生活的中國人的道德品質與傳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徑庭。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jian詐，偷得快，悔過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兩只雞，每只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只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就變了：

    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來塑造國民。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于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里，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于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于無形。”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但它卻將大量的關于中國的情況帶回了英國。英使團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馬戛爾尼寫下了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甚至一位仆從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們的隨行紀實，使團的畫家托馬斯·希基和制圖員威廉·亞歷山大還帶回了大量的中國風物畫與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這個使團最為重要的收獲，大概就在于它導致了有關中國知識的激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明確地標志著英中關系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回國之后，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以及使團隨行人員發表的各種報告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制，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于農業”。（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從翻譯到歐洲的《通鑒綱目》到傳教士們的《中國叢刊》。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的游記顯然給了他最大的震動。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里發源。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國文化是什么呢？黑格爾說，是幼年。中國人在官府面前的逆來順受給了黑格爾極深的印象。黑格爾認為，造成中國落后的原因是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于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

    很顯然，黑格爾的許多結論直接來自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記載和判斷。比如他說，在歐洲，鞭笞是“加在榮譽上的一種侮辱”，“在中國就不同了。榮譽感還沒有發達，一頓笞打原是極易忘懷的，但是對于有榮譽感的人，這是最嚴厲的刑罰”。西方人對這種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國人就不一樣，他們認不出一種榮譽的主觀性，他們所受的刑罰，就像我們的兒童所受的教訓”。

    黑格爾也認為棄嬰反映了中國人對生命權利的漠視：“自殺……和棄嬰，是經常性的，幾乎天天發生，顯示了他們對自己個人的不尊重，在總體上也是對人類不尊重。”

    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徹底的、奇特的、最具東方性的東方國家。“中國純粹建筑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里面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系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系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因此，中國是一個只屬于空間的帝國，“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千百年來在廣闊的土地上“重復莊嚴的毀滅”，而又在本質上毫無變化。

    黑格爾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爾之后，對中國的輕蔑成了歐洲聲音的主流。在馬戛爾尼造訪中國前，對于中國與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與輕慢侮蔑，歐洲人雖然心懷不滿但一直竭力隱忍。遵從強者邏輯的西方人知道，他們的祖先還生活在樹上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紙張。這個偉大而強盛的帝國在他們心目中各方面都是遠遠優越于自己的，他們有驕傲自大的資本。然而，馬戛爾尼的訪問使他們發現，多年來他們居然一直屈服于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個國家“沉淪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懼中，他們禁閉婦女，殘殺嬰兒，jian詐、殘酷、膽怯、骯臟，對技術與科學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頂”。這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歐洲人好像大夢初醒。‘現在該是讓中國人名聲掃地的時候了！’批判貶低中國是一種報復。對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歷痛心疾首、惱羞成怒的歐洲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周寧《野蠻與文明：中華帝國的“東方性”黑暗中心》）

    二 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3）

    妖魔化中國的大門從此打開。而這種妖魔化是為了適應帝國主義的種族征服性意識形態。從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并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馬戛爾尼認為：“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財產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從隨之而來的財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將會獲益，世界將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這種進步主義神話為后來的鴉片戰爭準備了思想武器。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鴉片問題》中為鴉片戰爭所作的辯護是一種極為典型的說辭，他說，國家沖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那只是在文明國家之間。而中國是個邪惡的、半野蠻的東方帝國，不用武力征服，就無法使頑固僵化的中國人開化。他強詞奪理地說：“（鴉片戰爭）標志著文明推進的進程，知識與科學之光將穿透陰霾，照亮地球上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這種觀點的當然并非德昆西一人。衛三畏也說，中國人的頑固態度除了武力之外無法打破。中國人“在同外國人的一切來往中，保持著一種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輕視的態度，這種態度使得外國人除掉從中國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別無其他辦法，而這種屈服是那些稍有獨立地位的人所無法忍受的”。“這種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對于這種想法確實自以為是的印象，是他們周圍的一道高墻。這道高墻比北京以北的萬里長城還要高些。武力似乎是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毀者。”“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戰爭（鴉片戰爭）可以說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國政府以平等地位來對待西方國家。”（《外國資產階級是怎么看待中國歷史的》）

    而丹涅特則直接認為，正是乾隆皇帝強迫馬戛爾尼叩頭導致了后來的鴉片戰爭：“戰爭的原因是叩頭！——是中國妄自尊大的主張：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條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間那種侮辱和卑賤的形式上維持和其余人類的商業交往。”（《外國資產階級是怎么看待中國歷史的》）

    這當然是強盜邏輯。事實上，教訓中國的聲音之所以如此響亮，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馬戛爾尼對歐洲報告說，以武力教訓中國輕而易舉。

    對這次英國人的來訪，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準備，而且還在武力炫耀方面連篇累牘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軍方，凡英國人經過之處，都要全副武裝，列隊迎接，向英國人展示天朝強大的武力，讓他們開開眼，對天朝的強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國人到來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長官：“著傳諭各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進口時，務先期派委大員多帶員弁兵丁，列營站隊，務須旗幟鮮明，甲仗精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