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人都知道，想要經濟發(fā)展，貨幣就必須流轉起來。所以穿越眾就拋出了購地計劃：京城闊佬都有錢，與其等著被人拷掠，不如早早拿出來買地。

    這樣一來，原本堵死的血管就相當于重新工作了——購地銀子會被穿越眾就地使用，搞活北方經濟，購買北方流民，一舉多得。

    而要求客戶自帶種田人手這個政策，則是必須的。甚至可以說，這才是穿越眾吸納京城資本的真正目的。

    這樣一來，關于“反賊吸納流民”的指控就不存在了。

    古人對于這套把戲其實很清楚，幾千年來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在如今天災戰(zhàn)亂頻發(fā)的情況下，一個勢力大肆吸納流民，除了想造反還有另一種解釋嗎？

    之前指控曹總兵的彈章，上面最嚴厲的罪名，吸納流民就是一條，滿朝文武對此都是默認的。

    所以曹總兵才及時拋出了購地政策來對沖這一條指控。

    購地政策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它給予了投資者一個虛假概念：地是老子買的，佃農也是老子的莊戶，這些資產都不姓曹。既然人口和土地都分散在了各位老爺手中，那么往夷州運人也就不違規(guī)了。

    是的，截止目前，老爺們就是這樣考慮的。

    另外，一部分對曹總兵有深深敵意的縉紳，還保留了后招。

    將來如果姓曹的識相，大家就這么過；如果姓曹的不識相，那就對不起了。土地和人口都是老爺們的，實在不行，還可以運作朝廷在夷州來一波改土歸流，設置郡縣……雖說縣太爺來了就要上農稅，但是就沒姓曹的什么事了。

    這屬于兩敗俱傷的保留大招。

    還是那句話：你盯上了人家的xx，人家盯上了……老爺們的想法看上去都很美，至于結果嘛，走著瞧就是了。

    總之，在購地政策推出后，當前曹總兵面臨的最大指控就不存在了。由投資者“自運佃農”這一條，打破了所有法理上的禁錮，使得穿越眾在北方迅速打開了局面，借風使力，開拓出了一條更加“粗大”的人口運輸渠道。

    免稅和自運人口兩條最重要的條款商談完畢后，其余的一些小政策就不太重要了。畢竟投資者是要先行派團隊去考察的，到時候去夷州感受一番，什么政策也都明白了。

    諸事安頓完后，曹總兵離開京師的日子終于到了。

    1630年4月27日晨，忠勇伯，左都督曹川在朝會上當眾向崇禎帝辭行，在得了皇帝又一次賜下的錢幣錦緞等禮物后，忠勇伯于當天正午，告別了正在裝修的府邸和留守的薛經歷，率領親兵隊伍離開了京城。

    沒想到的是，在出城的途中，竟然還有明人站在長街旁送行。這一次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人們熱情依舊，曹大人是在一片“公侯萬代”的頌福聲中出的京城。

    出京城，和城外軍營的大部隊匯合，回頭望一眼漸漸遠去的古城，穿越眾一行人放開馬韁，帶領著隊伍向天津方向駛去。

    從這一刻起，歷時半載，歷史上代表著明國正式進入亡國倒計時的己巳之變，劃上了一個被穿越眾改變過進程的特殊句號。

    ……

    歷史上的己巳之變，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這次戰(zhàn)役不僅僅是后金第一次入關搶劫那么簡單。其對明國政治經濟，乃至朝野上下的作戰(zhàn)信心都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

    另外，就在這次己巳之變中，一些看似不起眼，卻影響深遠的變化，也悄悄地出現(xiàn)了。

    從表面影響來看，第一，此次戰(zhàn)役導致了明國社稷震動，廟堂晃搖。

    皇太極率軍圍城，標志著崇禎中興之夢的破滅。戰(zhàn)役中明國京畿地區(qū)的防御體系遭到重創(chuàng)，總兵趙率教、滿桂、孫祖壽、麻登云、黑云龍、朱國彥六大員或死或俘。

    另有兵部尚書王洽、工部尚書張鳳翔、薊遼督師袁崇煥、遵化巡撫王元雅、總理薊遼保軍務劉策等或死或獄，朝堂恐慌，官僚體系元氣大傷。

    第二，朝局混亂。后金軍撤退之后，明廷不但沒有吸取教訓，而是借機傾軋進行黨爭。自東林黨內閣大學士韓爌、錢龍錫、成基命、李標以下去職，取而代之以周延儒、溫體仁等人入主內閣，六部九卿也相應變更。

    第三，京城守備虛懈。在此之前，京師過了180年和平日子。等到戰(zhàn)爭突然降臨，從上至下都沒有任何實際性準備，守城軍隊一片混亂，京城險些喪于后金之手。

    最后，財富被掠，生民涂炭。京畿、京東地區(qū)遭到大肆擄掠，生民涂炭，百業(yè)凋零。以上這些都加劇了明國社會矛盾，加速了明國滅亡。

    這次戰(zhàn)役在歷史上具有極重大意義。它標志著明清雙方戰(zhàn)略形勢的重大轉變：之前明國的堡壘推進、經濟封鎖和外交聯(lián)盟政策都在此役前后陸續(xù)瓦解，明國永久性地失去了戰(zhàn)略主動權。

    除去以上這些損失之外，潘多拉的魔盒里還跑出了另外一些東西。

    就在己巳之變后不久，大明朝廷迫于財政壓力，放開了“捐班”限制，開始大規(guī)模出賣官帽子。

    這之前歷代朝廷雖說也賣官，不過那都是給商人賣一個監(jiān)生頭銜，好方便子弟將來參與科舉，總量可控。

    而這一次的賣官卻是大規(guī)模的，舉國上下只要出了錢的就可以做官，甚至可以買到實職官職。然后此風愈演愈烈，到了崇禎末年，一個京官就賣到了3000兩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