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僅僅是多爾袞，就連整個清廷幾乎都在看《杭州時報》。有人是了解南方的情況，也有人是通過《杭州時報》才知道清廷發生了那些事情，因為這個時代的消息傳播太過畢塞了。現在每一期的《杭州時報》大約有三千多份是發行到清廷的，其中被送到北京的，就超過了二千份。基本都是由到南京統治區經商的商人帶回到北方。

    不過一份《杭州時報》在南方也就買到五分錢一份，但到了北方，至少翻了二十倍，變成了一百文錢一份，而且還供不應求，一份報紙往往會倒手二三次，最終的價格會炒到一兩白銀以上。

    因為新年，多爾袞己經落下了好幾期《杭州時報》，也打算一次性全都看完，但他拿起的第一份就是新牟特刑，上面登載的是《南京宣言》。

    看了不到一半，多爾袞的臉色就變了，他當然看得出來，這實際上就是商毅在向天下發表自己的政治綱領，和假如他統一天下之后的基本國策。

    按說公布自己的政治綱領并不算什么奇特的事情，每一次朝更替時，有希望取代舊朝的勢力都會發表類似文告，比如李自成就是用童謠的形勢來表示，而清廷入關之后，用的是為明朝報仇的口號，也是一種形式上的政治綱領。但像商毅這么詳細發布，到還不多。

    多爾袞決不會認為這是商毅吃飽了沒事做，才說得這么仔細，由其是頭版四句口號的后兩句“四民平等，天下為公”多爾袞怎么看，怎么覺得扎眼。

    等看到后面，多爾袞就明白了商毅的用意，因為在這份特刊上，還有一份評論文章，將宣言中提出的政治綱領，和滿清入關之后，所施行的政策進行了一一的對比，重點火力當然集中在后世總結的清初六大弊政圈地令、剃發令、投充法、逃人法、禁關令、屠城。得出的結論當然十分明了，就是南京政府施行的是仁政，而清廷施行的是暴政，因此號招北方的百姓，在中華軍所到之處，全部都行動起來，推翻清廷的統治，投靠南京政府。由其是結尾，寫著“凡我中華子女，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南西北，皆有殺虜報國、反正投誠之義務”，也把多爾袞驚出了一身冷汗來。

    如果換了是南明朝廷的任何一個，發布這一份宣言和評論，多爾袞都不會再乎，最多不過是一笑了之，因為什么政治綱領、主張都是建立在自身強大的基礎上，沒有實力就等于白說，還會讓人笑話自不量力。三個南明朝廷，顯然都沒有這份實力，但由南京政府發布，再配上中華軍的戰績，這份宣言的發布，還有評論，也可以想象，對北方會有怎樣巨大的沖擊力。

    而且還不僅僅是這些，新年之后，《杭州時報》上又開設了一個專欄，名稱為建州惡行錄，內容可想而知，就是從努爾哈赤立七大恨起兵反明以來，所進行的一切暴行，當然第一篇的內容，則是逐條反駁努爾哈赤的這七大恨，指出這所謂七大恨，根本就不成立，其實都是努爾哈赤為起兵反明找的借口，其中有四五條都是努尓哈赤自己理虧，反而拿不是當理說。

    反駁七大恨，對商毅來說，實在太容易，因為后世的網絡里己經被說爛了。其實中立的說，這所謂七大恨，本質沒有誰對誰錯，就是看你站在那個角度來說，所謂屁股決定立場，就是這個道理。但商毅是用實力說話，效果當然不一樣。但后面清軍——一開始還是后金軍的惡行，則都是實實在在的了，畢竟清軍后金軍的對像都是平民，正如專欄也寫道“明朝與爾有仇，然于百姓何干，動以屠城，輒以滅寨，何異于禽獸乎。”

    只看了這么多，但多爾袞也看不下去了，知道現在《杭州時報》肯定已經都傳出去了，因此要馬上商議對策才行，亍是多爾袞立刻扔下了《杭州時報》下令招集大臣商議，當然這次招集的，全部都是漢臣：范文臣、寧完我、陳名夏、金之俊、張存仁、孟喬芳、宋權等人。

    因為多爾袞心里清楚，這一次并不是打仗，而是要斗心機，這方面滿人確實玩不過漢人，如果和滿人一起商議，最多也就是叫嚷著把漢人全都殺光，除止之外，也想不出什么好辦法來了。而漢人的彎彎繞都要多一些，說不定能想出什么好辦法來。

    眾人到齊之后，多爾袞立刻將《杭州時報》給他們看了，其實不少人都己經看過，但也有人是第一次看，但眾人傳閱了一圈之后，也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得不佩服，商毅的這一手玩得確實很漂亮，己經開始在政治層面上向清廷施壓了。

    陳名夏首先出列，道：“攝政王，臣有一法，可以為我大清收隴人心。”

    多爾袞道：“說吧，你有什么辦法？”

    陳名夏道：“馬上開科取士，招攬天下之材，為我大清所用。同時還可以宏揚我大清的文治之風，清平景像。”

    多爾袞聽了，心里也不禁一動，這到是個好辦法，因為清廷在關外，就搞過開科取士，多爾袞對這一套并不陌生。

    在中國古代，讀書人大說成名立業，小說養家糊口，基本就只有科舉這一條路，考不中科舉，能立書著傳，戌才子之名的，畢竟只是極少的一部份。因此科舉不僅僅是為國家招覽人材，而且也是給了這個時代絕大部份知識份子一條上進的道路，盡管一次科舉參于考取的人數并不多，但卻給了所有的讀書人希望，而參加科舉，以及通過科舉的人，也就意味著對清廷的認同。當然會盡力幫清廷歌功頌德了。而且民間的話語權卻掌握在他們手里，對于穩定清廷的統制，當然是大有好處。

    因此在多爾袞的心里，也己經決定，采納這個建議。

    這時寧完我也出列，揚了揚手里的《杭州時報》道：“攝政王，臣這幾天來一直在想，既然商毅可以發行一份杭州時報，我大清為何就不能效仿，也發行一份《大清時報》也將這份報紙發行到南京去售賣，宏揚我大清的國威，以收隴天下之心。”

    多爾袞怔了一怔，猛得一拍桌了，站了起來，道：“對對對，我怎么就沒有想到呢？我們也可以發行一份報紙啊！老寧啊，你這個主意出得太好了，就交給你去辦吧。”

    寧完我的這個建議確實多爾袞提了一個醒，現在多爾袞己經有些意識到了報紙的作用，就是在民間的影響力大，由其是用在宣傳方面，確實非常有用，回想一下，這幾年來，啇毅的勢力擴展，《杭州時報》一直右正面宣傳商毅的業績，也確實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清廷也完全可以依樣畫葫蘆，也辦出一份報紙來，正面宣傳清廷的功業，對穩定清廷的統治，收隴人心，一定也能有很大的作用。

    而其他人見陳名夏、寧完我的建議都被多爾袞釆納，也都紛紛出言，各予己見，也確實提出了不少辦法來，而且都是多爾袞根本就沒有想到的。本以為是無解之局，卻發現原來應對的辦法還真不少，因此多爾袞也十分高興，漢人果然是鬼點子多，看來找漢人來商議付策，真就對了。

    第四卷 縱橫篇 第二一五章 參政院（上）

    新年之后，商毅也連繼收到清廷那邊發回來的消息，首先是關于趙岳的消息，和清廷新軍的情況。

    雖然看起來趙岳是真的要反正過來，不過也還要做進一步的考驗，而清廷新軍的訓練情況和商毅預想的也差不多，畢競清廷和中華軍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新軍也不是一二年就能成軍了。

    不過有三條消息引起了商毅的注意力，第一條是清廷正式下令，嚴禁在清廷的統制范圍內，發行、收藏、購買、刊印、傳插《杭州時報》，并命令凡家中有私藏《杭州時報》者，必須立刻上交官府銷毀，否則一經發現，必誅連滿門，決不寬恕。第二條是清廷也宣布，將發行《大清時報》。第三條是清廷宣布，正式開科取士，凡在清廷統治范圍以內的讀書人，都可以報多參加，今年開始鄉試、明年省試、后年殿試，將出現清廷入關之后的第一位狀元。

    對第一條，商毅到是有所準備，一但《杭州時報》的影響力擴大，清廷早晚都要取締，因為清廷對思想控制極為嚴格，中國歷代都有文字獄發生，但只有清廷的文字獄最為嚴酷而殘忍。但商毅對此并不擔心，人往往都是有逆反心理，國家越是禁止的東西，就越是讓人感興趣，自己有許多渠道可以把《杭州時報》發送到清廷去。而且現在并不是清廷一家獨大的局面，由他們想怎么來就怎么來，商毅到真希望清廷能整幾個文字獄出來，這樣自己就又攻擊目標了。同時商毅甚致還想到，要是清廷真的下狠手，說不定還可以給清廷的官員栽一點臟。

    而清廷居然也發行報紙，到是真的讓商毅大感意外，原來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并不保守，對新事物還是很能接授的。因此商毅也對清廷將要發行的這份報紙也充滿了興趣，心里還想，要不要收藏幾張第一期的報紙，過幾百年可就值錢了。

    當然商毅也清楚，如果清廷以為就這么依樣畫葫蘆也整出一份報紙來，就能有《杭州時報》那樣的影響力，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或許清廷報紙的發行量一開始就會很大，但并不代表其影響力，因為一份報紙要培養自己的讀者群，不僅需要時間，同樣也需要報紙本身的內容、形式。如果滿篇都是大話、套話、官話，決不會有人關注的。《杭州時報》創辦了三年多的時間，一直都比較注意信息公開、公正的原則，加上幾次大事件的推動，才有今天的影響力，清廷的報紙想達到這個水平，還要做做很多努力才行。因此商毅也懷疑清廷辦報紙的能力。

    真正值得商毅重視的，還是第三條，開科取士。

    商毅心里十分清楚，讀書是為什么，好聽是為了出人頭地，換種說法也叫升官發財。事業與愛情，金錢和美女其實是等義的，古往今來，都是一個道理。只不過在現代社會，實現這些目標有多種途徑，而在古代，基本只有一條路，就是科舉，考中了光宗耀祖，考不中回家種田。當然在南京政府的統治區內也許還有其他路可以走，現在經商辦廠也不算丟人的事，但在北方，還沒有多少別的機會。

    因此清廷現在搞開科取士，卻實很有殺傷力。而對凊廷的這一手，商毅現在確實還沒有多少反擊的好辦法，雖然可以在《杭州時報》上發表文章，呼吁北方的漢人抵制這科舉，但估計作用不大。能夠堅持民族大義的人，畢竟是少數，何況現在南北雙方大體呈勻勢，商毅、南京政府的官員固然清楚，自己現在的比分領先，但不是局內人，是很難看得清楚。

    在許多人看來，也許中國會重現南北朝對持的局面很長一段時間，自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虛幻的民族氣節，荒費了十年寒窗苦讀，學會文武藝，貨賣帝王家才是正道理，管這個皇帝是滿人還是漢人，反正中國又不是沒被異族統治過，倒向異族一邊的，也不是自己一個人。

    不過商毅也是一個想得開的人，對于暫時沒招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畢競不可能回回都是自己占便宜，也要讓對方找一二個場子回來，而且一次科舉的周期是三年，現在才剛剛開始，以后說不定會有辦法的。而現在還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要被被清廷牽著鼻子走。

    在商毅的統治區內，進行了土地分配和建立鄉鎮級行政機構之后，南京政府對社會基層的控制力度比歷代都要加強許多，也可以說統治漸得人心，而接下來要收隴的，是讀書人。

    現在在南京政府的統治區內部，在士大夫這個階層上，商毅的支持率遠沒有在農民、商人、工匠中高，一來商毅并非正統，現在還脫離不了謀朝篡位、莽、cao一流的質疑；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商毅是武將出身，讀書人對武將有一種天然的鄙視。

    當然也不表示商毅在士大夫中就全無支持率，也有不少人看得相當清楚，明朝己經是沒救了，改朝換代己經成了定局，只是在異族代明還是漢族代明之中選擇了，另外也不乏墻頭草，抱定誰有勢力就支持誰的原則，支持商毅的士大夫其實也并不算少數，只不過。而且戰亂年月，士大夫的勢力也大大下降，因此也翻不出多大的浪來。

    但對士大夫也還是要盡力多拉隴，現在基層的話語權，大部份都還集中在他們這個階層中，工商業還沒有發展到能影響社會格局的水平。

    不過現在商毅并不打算搞科舉，一來是時機還不成熟，自己的地盤還有限，而且自己畢竟也沒有正式稱帝。另外就是現在自己建立的新學科教育纟統剛剛才開始，在新教育沒有得到普級之前，馬上搞科舉，只會又回到從前考四書五經、作道德文章，寫八股取士的老路上去。

    科舉本身并沒有錯，相反確定是一種相對公平的選拔人材的制度，比靠什么推薦，家族推薦靠譜得多，但錯的是科舉的內容和方式。其實到了明清兩代，由其是清代，科舉的實際作用己經不在是為國家選拔人材，而且幫助統治者來控制讀書人的思想，讓他們用一個聲音說話，一個頭腦思考，沒有自巳的思想，雖然可以保障統治者的地位穩如泰山，但代價是全民族的思想僵化，整個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結果造成全面落于時代。

    商毅的打算是成立參政院，讓士大夫階層有機會能夠參與到南京政府的政治生活中來，并且給他們提供一個發表自己政治觀點、思想的地方。另外這也是商毅在《南京宣言》中作出的承諾，擴大民間參政議政的權利。

    這也是商毅早就在構想的計劃，現在的參政院，其實就是一個類似于政協一類的組織，把前明的官員、以及一部士大夫吸引進來，可以在這里自由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一方面是可以表現商毅開明治國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把這一批人集中起來，便于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也是為以后成立議會做準備。

    經過了商毅的仔細思考之后，參政院的大體制度為：

    以目前南京政府控制的六省一市劃份地域，每個省各出若干代表，成為參政院的成員，稱為議員，在南京定居，參與參政院的行動。

    成為議員資格：一是非政府官員，無公職；二是有一定財產基礎、以及學問知識；三是政治清白，沒有污點。而議員并非全是士大夫階層，也包農、工、商三個層面，當然目前士大夫的比例最高。

    議員選拔制度：一是地方推薦、二是自薦，三是由參政院邀請。

    議員的任期為二年，可連任一屆，但連任之后，必須停任一屆，一但在但任議員期間，出任公職，則視為自動放棄議員資格，由所在省份選取新的議員補上。

    參政院的組成，設執委會，有議長一名，主持參政院的日常工作，執委十六名，協助議長工作，候補執委十名，在執委中人因各種原因，不能擔任執委，則由候補執委補入。第一任議長、執委、候補執委由南京政府從議員中指定，第二任在第一任任期結束時進行選舉，任期為三年，但不得連任，但可隔屆出任。

    參政院的運行方法，議員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政觀點、主張，并以文字形式，寫成議案，首先向執委會提交，由執委會審議，通過執委會的審議之后，將在參政院中由全部議員進行討論，提出議案的議員將對其他議員提出的疑問進行回答或解釋，當然也可以拒絕回答。只到無人提問之后，由議長宣布，開始無記名投票，超過半數有效贊同票，某些重大事情需超過六成，即為議案通過，然后由執委會上交給內閣，由內閣進行辦理。

    內閣和商毅都有權力否決參政院通過的議案。

    第四卷 縱橫篇 第二一六章 參政院（下）

    商毅將自己擬定好的參政院制度交給內閣的眾人過目，并沒有引起多少反應。雖然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類似的政治制度，但畢竟商毅對這個時代的歐州議會，以及古羅馬時代的議會制度都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因此幾位內閣成員，包括大部份的官員，對議會制度都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中國人的理解實力從來就不差，盡管參政院的形式的運行方式，實際己經很接近于近現代的議會，但還是有本質的區別，因為參政院目前的功能只是參政，并沒有立法權和決策權，說直白一點，也就是像內閣或商毅提出一些建議，供他們參考，至于內閣或商毅釆不釆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過由于議員資格必須都是非政府官員，也就是全部來自于民間，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這實際就是一種變像的向民間求言方式。

    向民間求言，在明代以前中國歷朝都有過。有時是皇帝下旨向民間征集言路，也有的朝代設有專門的機構，都是表示皇帝開明布公，廣開言路的治國理政態度。從一定程度上說，也能反應一部份民意民情。

    在秦漢以前，這種民間直接對皇帝上言，或皇帝主動向民間征言的事例發生的比較多，這是因為當時的官員選拔制度并不建全，一些真正有才學的人找不到出頭的門道，直接上言也是一種機會。由其是在戰國時期，有不少人就是借這一途進，憑借一筆文章，或者自己的著作，一舉由民間進身入朝堂，實行從平民到官員的華麗轉身。

    但這種上言制度畢競太不規范，又過于片面，而且也有不少人S為得到晉身的機會，故意標新立異，或夸大其詞，或憤世嫉俗，或阿諛奉承，在秦漢之后，靠這種方式晉的例子己經大大減少了，而唐宋之后，由于科舉制度形成，官員選擇已經進入一個比較良性的循環，因此向民間征集言論的像征意義，遠遠大于實際意義。

    到了明朝，干脆就取消了向民間征集言論這一制度。而清朝走得更為極端，連四品以下的官員都不許直接向皇帝上書。但能通過科舉做官的讀書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官能做得長久的則更少，而士大夫這個階層歷來都有議論朝政的習慣，由其是在宋明兩代，太學生、士大夫一直以來都關注著國家的政治局面，也出現過不少由士大夫一層發起，影響國家的政治決策的事情。

    在明朝，由其是在明末時期，各種書院、學社都是士大夫們議論國策，發表自已政治觀點的場所。比如最著名的東林書院，在形成之初，顧憲誠、高攀龍等東林首領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影響著國家政治。在后期還有復社、幾社等組織。

    雖然現在南京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度很強，在統治范圍內還沒有出現類似東林、復社這里有廣泛影響影響力的組織，但在時局穩定之后，類似的組織是肯定會出現，除非商毅也學后世的清廷一樣，規定三十人以上集會者，既為非法。

    其實像東林也好、復社也好，本身并不可怕，而且出現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如果運用得好，還會對國家政治起到相當的監督作用，關建是怎樣加以引導和控制，一是制定一個大家都尊守的規則，二是不讓一方獨大，形成幾方勢力互相牽制。但在這方面，明朝顯然缺乏足夠的經驗，而當時的萬歷皇帝，釆用的又是一種最消及的對策，干脆不理事，結果造成本是可以控制得住的局面，卻朝著無控的方向發展，最后到了真的無法控制。

    和明朝相比，在商毅來到這個時代之前，就是一個政黨林立，各類政團、社團組織遍地的世界，因此商毅這方面是有足夠的經驗。設立參政院也包括這個目地，不是想議論朝政嗎？不是要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嗎？那就全部都集中到參政院來，可以在這里盡情的表達。但想要讓政府釆納你的意見，對不起，請先說服其他議員，至少要獲得半數以上的人同意。

    因此這就不是靠什么標新立異，憤世嫉俗，或者是大講仁義道德，就能夠說服其他人，而是要拿出切切實實的理由，照顧多方面的利益，至少也是大部份人的利益，才能夠通過自己提出的議案。而且內閣和商毅還都有權力，否決參政院通過的議案。

    本來這一條是讓商毅覺得最心虛的一點，因為這就意味著現在的參議院，實際的參政意義幾乎等于零，只要是通過的議案不合內閣，或商毅的心意，就可以立馬否決。但卻出乎商毅意料的是，誰都沒有對這一點提出質疑，相反都認為是理所當然。在這個時代來說，君主否定臣下提出的建議，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需要任合理由的。

    弄明白了這一點，商毅也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也不知道該算是好事還是壞事。

    在內閣通過了成立參政院的決議之后，商毅立刻命人去請吳甡、史可法、黃宗羲、姜日廣、高弘圖五個人到自己的王府來。

    南京失守之后，在浙江定居的前明官員有二十余人，在商毅遷移到南京之后，有一部份留在杭州，也有一部份被商毅請到南京來。這五個人就是被請到南京來的一部份之中。因為他們五人在前明遺臣中的地位比較高，而且在士大夫階層中，也俱有比較高的聲望，如果把他們都拉進參政院來，對商毅和南京政府的聲望，對士大夫階層的認同感，都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參政院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官方機構，不算官員，他們加入進來，并沒有太多的心理障礙。

    按照商毅的想法，這些人將不做為各地推選的參政院議員，而是由內閣出面邀請的第一屆參政院議員，同時還打算讓他們擔任執委會的執委；包括議長，商毅也希望由吳甡、史可法、黃宗羲三人中的一人來出任。

    但就在這時，有人來報告，吳甡和黃宗羲要求見商毅。

    商毅也怔了一怔，這還真是說曹cao，曹cao就到了。不過在前明遺臣中，幾乎從來沒有人來找過自已，反到是商毅主動請了他們兩次，來商議一些政務。現在吳甡和黃宗羲要求見自己，可能是有什么事吧。命人把他們請到自己的會客室去，而商毅也親自在會客室的門口站立，等侯迎接他們。因為對于這批人，商毅一向都比較注重禮遇。

    不一會兒，衛兵領著吳甡和黃宗羲進來，商毅上前兩步，拱手道：“吳閣老，南雷先生，一向可好。我們到是多日沒見了。”

    雖然現在吳甡早己不在是明朝的內閣首輔，但商毅還是用這個稱乎，表示對他的尊重。因為在明朝遺臣中，吳甡的資格最老，而且和商毅的關纟也是最好。另外雖然商毅己經正式稱王，但并沒有制定禮儀，因此也沒有什么三叩九拜大禮，雙方見前，還是拱手作揖。不過商毅主動先向兩人行禮，也表示對他們尊重。

    吳甡和黃宗羲也趕忙還禮，道：“商王爺一向可好。”

    互相見禮之后，商毅又將他們請進會客室，分主賓落座。商毅這才道：“兩位找我，有什么事嗎？”

    吳甡和黃宗羲互相看了一眼，黃宗羲才干咳了一聲，道：“商王爺，我們來見王爺，確實是有一件事情，想請王爺網開一面。”

    商毅怔了一怔，兩人來找自己，肯定是有事，但現在用了網開一面這個詞，那可就不會是一般的事情，因為這一般是用在請求寬恕某人的意思中，黃宗羲可不是會用錯成語的人，商毅也想莫非是他們有朋友犯事了，才來求自己寬恕，因此也道：“是什么事情，南雷先生請直言無訪。”

    黃宗羲的神色也有點尷尬，畢竟如果不是沒有辦法，他也絕不會來求商毅，頓了一頓，道：“事情是這樣，在下有一名摯友，是蘇州昆山人，因為與他人為財產起了一些爭端，牽連了一些事情受人誣告，現在被關押在蘇州府里，因此想請王爺出面，查明真像。”

    商毅聽了，也不由有些重視起來，難道說在南京政府的司法系統里，己經出現了執法不公，貪贓枉法的現像，涉及到財產爭端問題，向執法人員行賄，這也不是不可能的，這個苗頭可不能讓他發展下去，因此也正色道：“南雷先生，你放心吧，如果誣告屬實，我必然嚴懲不貸。”

    黃宗羲忙道：“商王爺，你誤會了，不是你想的那樣？”

    商毅也有些糊涂了，道：“不是我想的那樣？南雷先生，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這時吳甡道：“商王爺，事情是這樣的，太沖的這位朋友是從廣西剛剛回來，涉及到家中的一些財產爭端，因此對方誣告他私通南方，才被江蘇府關押。”

    商毅怔了一怔，這才明白，原來是政治問題。

    第四卷 縱橫篇 第二一七章 另一位宗師（上）

    不過想想也對，雖然吳甡、黃宗羲等人有官職，但社會影響力不小，而且商毅對他們也還比較禮遇，如果是一般性質的產財糾紛，有他們出面，也就差不多了，就算他們敲不定，最多是去找王夫之或李巖出面，沒必要捅到自己這里來。但政治問題，則又另當別論了。

    既然是黃宗羲的朋友，一定不會一般人，不是東林就是復社，起碼和他們也有一定的關系，而且又是從廣西回來，估計就是和永歷朝廷有點關纟，甚致可能在永歷朝廷里當過官，因此被人抓住這一點不放，進行誣告，到是很有可能。當然也不排除這個人真有值得懷疑的地方。到是要先調查清楚，不能妄下結論。

    于是商毅道：“南雷先生，你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是怎樣和別人起的爭端。”

    黃宗羲道：“他姓顧，名炎武，字寧人。”

    商毅聽了，差一點從椅子上站起來，顧炎武，這不是明末清初三大宗師中的又一位嗎？自己曾經派人去他的老家昆山縣找過他，但自從南京失守之后，顧炎武就南下投靠了當時是隆武朝廷，一直就沒有再回到昆山，怎么現在他又回來了，而且還在自己的治下吃了官司，不過顧炎武曾是復社的成員，屬于東林的傍系，而且和黃宗羲確實認識，兩人還有過一些學術交流，因此也笑道：“原來是亭林先生，我是久仰大名了。”

    黃宗羲先是一怔，隨后又想起來，以前商毅曾引用過顧炎武所說的亡國與亡天下這一段話，他聽說過顧炎武，到并不是客氣話。而且聽這口氣，商毅對顧炎武的印像似乎還不錯，心里又是一喜，這么看來，顧炎武的這場官司，到是有著落了。因此也點了點頭，道：“就是他。”

    商毅笑道：“如果是他，到是不用懷疑，我馬上下令到蘇州府，先將亭林先生釋放出來，不過俱體是怎么回事，我總要弄清楚。”

    黃宗羲趕忙道：“多謝王爺。不過這件事情還牽連到了昆山葉家。”

    商毅聽了，也不僅苦笑了一聲，原來還扯到葉家去了。昆山葉家在蘇州也算是一個豪族，商毅接管了蘇州府的時候，葉家到是很快就倒向商毅，而在商毅稱了靖北王之后，曾經托人想和葉瑤瑱認親，這在中國古代是常有的事情，借用同姓的優勢，和皇宮里的某位嬪妃認成親屬，雙方各取所需，內外互助，反正宗族的事情，誰都說不清楚。但被葉瑤瑱婉言謝絕了，不過在昆山一帶，卻仍有這種傳言，說葉家和葉瑤瑱是同宗。估計這件官司也有一點這個因素在里面。

    而這場官司的經過是這樣的，現在的家主名叫葉方恒，和顧炎武是同鄉，兩人還七拐八彎的有一點親戚關系，因為葉、顧兩家都是昆山的豪族。

    在崇楨末年，顧炎武的祖父顧紹芾及兄長顧緗去世，他的堂兄顧維、叔父顧葉墅和他發生了家產之爭，因為顧炎武是過繼之子，因此叔父和堂兄都不想讓他繼承過多的家產，雙方鬧得不可開交，甚至顧炎武的家宅幾次被人洗劫及縱火焚燒，被迫搬了家。

    雖然最后顧炎武分到一部分家產，但也虧了不少錢財，加之他交友甚廣，耗資頗多，經濟上也開始出現緊張，因此不得已把家里的八百畝地抵押給了葉方恒，以換取一些周轉的錢財。

    但葉方恒見顧炎武急于套現，因此拼命壓價，而由于迫于困境，顧炎武只得接受比實際價格低了一半的費用，將田地抵押給了葉方恒，當然葉方恒這樣做雖然有些不地道，但也無可厚非，從他的立場說，少花一分是一分，這時雙方也算是合法交易。但田產典押之后，葉方恒還遲遲不肯付款，后經顧炎武多次請求，兩年過后才討回一部分款項，明朝滅亡之后，而顧炎武為復國奔走，又有幾年不在昆山，結果剩下的錢葉方恒一直都沒付。

    等顧炎武回到昆山之后，因為家庭生活拮居，當然又去向葉方恒討要剩下的錢，但這時顧家已元氣大傷，早己不在是豪族旺門，因此葉方恒就更加不想付款，而是準備賴掉剩下的欠帳。但顧炎武的性格本來就是十分剛烈，當初葉方恒拼命壓價，就讓顧炎武很不爽，現在居然還想懶帳，顧炎武自然不會答應，也威脅葉方恒要到蘇州府去狀告葉方恒。

    雖然顧家巳經衰弱了，但當初白紙黑字，壓據收條都寫得清楚，葉方恒也知道這官司打到蘇州府去，自己八成要輸，而且現在是商毅當政，各地政府到不敢亂來，行賄恐怕也不好使，于是也來了一個先發制人，到蘇州去告稱顧炎武是永歷朝廷派到南京地區來的jian細。

    正好顧家有一個家仆世奴叫陸通，隨著顧炎武把地抵押給了葉方恒之后，他也隨地一起，到了葉方恒家里，成了葉家的家仆世奴，受葉方恒的指使，出面指證顧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