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的太久了，按理說早該結束了，現在我看是總論贊成，各論反對。誰都說不能打，誰都沒撤兵，就這樣耗著。”

    他文質彬彬地喝茶，擴大論的便說：“再打一下蔣介石說不定就投降了！”

    “你這莫不是賭徒心理？我看了陸軍省的數據，光這一年便消耗了8萬兵力在中國啊。”

    那人打斷：“那又如何，打仗豈能如此畏手畏腳！”

    另一人說：“美國置身中立，我們現在仍舊得不到國際支持，宮澤事務官說的沒錯，國內的經濟生產也不容軍隊再繼續消耗了，他們不是要裁軍嗎，肯定是沒有辦法了。”

    藤原雅治立馬說出自己唯一所知情的：“聽說參謀本部和陸軍省下定決心，要在1940年內解決支那戰場和滿洲國的問題。”

    宮澤幽幽朝藤原橋望過來，“藤原參謀，說說你的看法。”他知道這個年輕人，西西和藤原信巖成婚后他們也算是親戚，話里便含有作為長輩的親切。

    藤原橋雙手搭再膝蓋，不急不緩地說：“目前我所負責的部隊是駐扎在上海，無論年內真正撤軍與否，我主張不放棄上海、滿洲國權益，保留部分駐軍留守，作為軍用物資生產和經濟儲備的基地。”

    “‘中國有自古而來的高度文明，而物質生活又極為原始，各個地方有高度的自給自足的可能，這些都成為對持久戰的極為有利的條件。如果開戰，有可能逼迫中國進行決戰，但是會不會變成持久戰則主要取決于中國的意圖。’這是石原莞爾參謀曾提過的話。”藤原橋說。

    在場的人各懷心思，聽完都有陣沉默。

    見完藤原信巖的老丈人他又便去拜訪藤原信巖，這兩年收到過好幾次他從日本寄來的包裹，皆為難得的原裝書。藤原信巖外出巡營去了，騎馬匆匆趕到東部軍的辦公室：“橋兄！好久不見！”

    藤原橋臉上便露出放松地笑容來。

    關于上午的事，藤原橋當面對他說聲：“聽說你訂婚了，恭喜。”又提起關于中國可能要撤軍的事，藤原信巖一直在本土做事，他平聲說：“十三軍旁邊拉來了兩個半殘的師團，是從中國內地帶回來修整的，我看這征來的小兵越來越年輕，怕是損耗的不少。”這是藤原信巖作出的猜測，對于被隱瞞的具體情況，他不清楚。

    藤原橋還是告訴他：“廣播臺的消息，不一定是真的，你要反著聽。”

    這話要是放到參謀本部，是要被那些少壯派軍官罵死的。藤原信巖溫潤淡笑：“也許吧。不過軍人不應該干預政治。”

    “不干預政治的軍人，猶如盲人摸象。”

    藤原信巖不可置否的搖搖頭。這道理他懂，只是從小到大的精英教育讓他不能跨越那道界限：“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你一樣，但我是支持你的，你若覺得對，便去做吧，有什么需要我幫忙的，我會盡力。”

    仁濟本是過年每醫生大約一周假，輪休，剩下些急診醫生坐鎮崗位值班。常安在上海無親戚，拜年走訪也就省了，加之家中無人，索性提前回了醫院。

    卻恰巧趕上那日，有位冠心病患者新年忍不住多喝了酒，當場翻倒在酒桌，被拉來醫院。幾個急診科醫生一同協力，用藥物總算暫時緩了過來，就放在重癥監護室內看守，還是要盡快進行徹底的手術治愈。患者年紀大，還是頭一次手術，手術風險便增加。

    這幾日醫院都無什么大事，遇著個這樣的燙手山芋，副院長是心外科專家，便從家趕來與其他醫生會診，由他親自cao刀商討手術方案。

    常安是那日上午被叫去副院長辦公室，一進門發現許多醫生都在。她不知什么事，聽他們問：“你參與了劉春英患者的急救治療？”

    原來是這回事。

    急診醫生本來是夠的，但之前發了輛急救車裝走了兩位醫生、幾位護士，這人手就緊張起來，她在場就幫了一把：“是，我能應付這種緊急情況。”

    副院長想起她的履歷，招聘時他也是審查官，就問起常安在戰地醫院最大的挑戰。常安想了想:“在未麻醉的情況下，給病患截肢。”

    這一下，所有人都看過來。

    有人好奇了:“怎么截的？”

    “用木鋸，仗一打響我們就立馬準備，將鋸子放入鍋中水煮消毒，麻醉緊缺時讓兩個護士死死摁著，嘴里塞上木棍防止咬舌，醫生就開始鋸。”

    聽的人倒吸一口涼氣:“這還能活？疼也得疼休克了！”

    “我也是這樣想，剛開始不敢，但若士兵的求生意志強，就能活。”

    另一個醫生問：“你一個人么？”

    常安點頭：“戰場醫藥和醫生都很緊缺，誰都是有成堆的病人等著要治療。”

    在場的人唏噓感嘆，副院長笑了:“這樣，這場心臟手術你也來參加。”

    “可我是胸外科。”常安有些驚訝，這不是能開玩笑的事。

    副院長卻胸有成竹：“這胸外科本來就是心外科的分支嘛。這場手術風險很高，我要的就是膽大。”

    “她還是個新人，這又是個大手術。”心外科主任說話了，“不合適吧？”

    副院長不以為然:“又不是沒有先例，仁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