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始終沒有任何消息。玉沒有再問我昭的情況，我也沒勇氣再撒謊。隨著月份的增加，玉的妊娠反應有所緩解，我不在的時候，她可以自己去紅十字分部詢問。她一定已經問過了。我們都相信，只要昭能夠，他一定會想辦法給我們報個平安，通過大使館，或是紅十字會，或是別的什么途徑。然而沒有，半年過去了，好的，壞的，不論什么，一丁點的消息都沒有。

每次來去柏林，在等火車的時候，我都會繞到貨運月臺，因為這身軍服，從沒被阻攔過，遠遠望著2號、3號月臺，那里有時擠滿了人，胸前別著黃色的大衛星，手里拿著通知單，滿臉迷茫、恐懼，也有希望。然而那抹陽光……有時整個月臺則空空蕩蕩。再也沒有馬了。馬廄已經徹底清理，草料被清空，馬鞍、索具都擦拭干凈，收了起來，墻上、屋里、訓練場，到處空空蕩蕩，沒有嘶鳴，沒有身影，連空氣中馬糞和草料的香味都沒有了。書房窗前的長沙發上沒有了昭常蓋的絨毯，昭身體壓出的印跡，留下的體溫。我在鋼琴上彈起的前奏，卻等不到提琴如歌悠揚的樂聲；我架起阿瑪蒂小提琴，聽不見前奏的引導，便難以拉出第一個音符。莊園蕭瑟，秋意逾濃，沒有縱馬馳騁的身影，沒有年輕爽朗的笑聲，沒有明媚燦爛的彩虹，沒有溫暖堅強的胸膛……

我總是在尋找，在等待，然而怎么也等不來，找不到……希望……失望……絕望……沒有，哪兒都沒有，連夢里都沒有。我每晚都做夢，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清晰，一個個熟悉的，陌生的，死去的，活著的，親人，朋友，仇敵，一個個身影出現在夢里，卻惟獨沒有昭，我的愛人，我情之所寄，我心之所想，卻連在夢里都不能見上一面。那個夢，那個我做過兩次，上帝召喚我救他的夢，我希望它能再現，又怕它再現。那個夢再沒有出現，是上帝認為我再無能力，還是昭不再需要？我再無能力救他，昭也不再需要。但是我需要！

我開始每天凌晨打開宿舍的窗戶，迎接破曉的朝陽，尋找cao場上那個熟悉的身影。下雪了，1940年冬天的第一場雪，跟去年一樣，雨中夾雜著雪籽。我打開窗，看不見，我沖出實驗室，跑到能看清整個cao場的柵欄旁。天色暗了，完全黑透，雨絲成了雪花，快了，我欣慰地微笑，吸進冰冷的空氣，灼燒的胸膛感到一絲清涼。雪越下越大，羽毛樣的漫天飛舞，我看不清，生怕錯過那個苦苦思念的身影。我穿過柵欄，走近些，還是看不清，再走近些。我站在cao場的中央，裹在鋪天蓋地的風雪中……在我被凍僵之前，瓦爾特把我拽回了宿舍。我依舊每天等待，處處尋找。

我想他，想見到他，想得要命，實在太想了，想得我發瘋，想得我心痛，想得我窒息。在瀕死之際，我曾經見過父親，那么如果昭真的已經不在了，真的上了天堂，那么再一次瀕臨死亡，我是否可以有機會見到他？哪怕只是可能，我也愿意，如果真的就此死去，那豈不是更好。因為這種絕望的等待實在是太痛苦了。

這次回家，書房長沙發前的地毯上攤著一堆畫紙，是誰看了沒收起來？這些應該是玉畫的，風景油畫，愷撒莊園、基姆湖、教堂、葡萄園、溪流、大屋、噴泉、菜地、馬廄……我隨意翻看。我從來沒有注意過玉的畫，沒想到他畫得這么好。藝術根本上是人類情感的表現，而繪畫則是最直接的一種。這些畫，這些景象，再熟悉不過了，然而我從來沒有意識到它們竟有如此之美，美得叫人心痛，叫人落淚。還有……還有……銀劍！赤兔！昭！我！我坐到沙發上，一張一張看得仔細，看得貪婪，特別是昭，那光，那影，那笑容，那眼神，那閃亮的瞳孔，那絢爛的彩虹……我終于見到你了，雖然只是在畫中。

我不知道昭是不是有預感，還是這本就是上帝的旨意，要不是為了照顧玉和那未出世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而在這痛苦艱難的日子里，玉的畫成了我最大的慰藉。我明白了玉不跟我回莊園的原因，她不是怕這里觸景生情，徒增悲傷，她是給我自己恢復、治愈的時間和空間。謝謝你，我的女神，你總是這樣善解人意，總是這樣堅強寬容，你放心，我不會辜負昭，也不會辜負你，為了他，為了你們的孩子，我會好好地活下去。

我抽空去找了幾次安德斯?舒爾茨，給他送去珍藏多年的名酒、金表。這些都不是他開口要的，是我主動送給他的，為了請他幫助尋找娜塔莉的下落。

娜塔莉在拉文斯布呂克婦女集中營，在柏林以北80公里的菲爾斯滕堡(Furstenberg)附近。（注：拉文斯布呂克婦女集中營建于1939年。集中營的入口處聳立著一座3層高的辦公樓，入口處的大門上有“勞動使人自由”的字樣。也就是，從這個招牌下，曾經走進了13.3萬名婦女、兒童和青年。他們被強迫從事修路等繁重的體力勞動，還有部分婦女被用來進行醫學試驗。在1945年蘇聯紅軍解放這里之前，約有近5萬人被迫害致死。）

我又通過他打點，送去一副鑲有兩顆一克拉鉆石的袖扣，把娜塔莉安排在食堂工作，這樣她能吃得好一點，冬天也可以少受些凍。我把這消息告訴克里斯汀，讓他放心，也告訴月落酒吧的老板。

月落酒吧的老板是克里斯汀的朋友，是他幫助克里斯汀把娜塔莉的父母藏了起來。為謹慎起見，老板沒有帶我去見娜塔莉的父母，我也沒有訊問，但娜塔莉的消息讓他們很開心，對我感激不盡。

“暫時只能這樣了。我會盡量想辦法的，你讓老人家放心。或許他們應該考慮先離開德國。”讓父母拋下自己的女兒離開，是個不近人情的建議，然而現實就是如此，我已經不再抱幻想了。

“是的，是的。他們很堅強，雖然不忍心，但是娜塔莉還有個弟弟。可問題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能可靠安全的把他們送走的路線。”

“是這樣。”

我也沒有這方面的資源。真正幫助他們，就是把他們安全地送走，可我該找誰呢？我想起凱瑟琳院長，在這次去島上之前，我已經有好幾年沒見她了，并不了解她對現在時局的態度，可那次為昭主持婚禮時，她說的話：“有時我感到我的力量很有限，因為上帝在這一段艱難歲月中似乎離開了我們的生活，不過上帝仍然存在于我們的心中，如今我看到他就在你們身上顯現。”是的，我記得這段話，她是在婚禮開始之初說的，當時我還相對清醒，況且絕大多數的教會都不支持納粹。

也許我該請她幫忙？或者先試探一下？要不要征求母親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