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面積和墳的高度、石獸和明器的數量等，都一一依照官員的品級進行限制。一般士大夫也提倡薄葬，使薄葬成為風氣。仁宗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撰篇授其子，提出他身后應三日斂，三月葬，不為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做成，不要將金、銅雜物放在墓內；墓上植五棵柏樹，墳高三尺，不要用石翁仲和石獸。一些士大夫建墓，不用磚頭，只用石灰和篩土夯實，避免將來被村民發掘而盜取磚頭出賣。

這里插播一道盜墓的缺德鬼的事：宰相晏殊和張耆死后，都葬在許州陽翟（治今河南禹縣），相距數里。有人先盜張耆墓，從中得到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而去。后來盜晏殊墓，所得僅木胎金裹帶一條和金數兩，明器都是陶制品，頗為失望，遂用刀斧劈碎遺骨。這件事使有些人以為張耆因“厚葬完軀”，而晏殊因“薄葬碎骨”，是“儉葬之害”。

3.紙錢

宋朝民間在喪葬和祭祀儀式上已普遍使用紙錢和紙制明器。北宋初，在福州的東岳行宮，人們都用紙錢去祭神祈福。當時人描寫，紙錢數量之多好似“飛雪”，最后把紙錢焚燒掉。

4.關于土葬和火葬

土葬和火葬是當時兩種主要的葬法。從宋初開始，火葬逐漸流行。太祖建國伊始，曾下詔“禁民以火葬”，但收效不大。河東路百姓因為“地狹人眾，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一般士大夫到外地做官，病死任上，子孫火焚其柩，收集骨殖帶回故里安葬。朝廷規定軍人出戍，死后允許火葬，將骨灰運回。又規定郊壇三里以外，“方得燒人”。二程認為國家對火葬實際上是“明立條貫，原不為禁”。所以，民間把火葬看成合乎禮法，“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火葬具有省地和省錢的優點，加上朝廷允許一般百姓這樣安葬，因此，到南渡后，更加盛行。

不過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并不接受火葬（只有少數士大夫贊同火葬）。一位宋代士大夫對火葬的習俗感到不可理解：“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播爇而捐棄之，何獨厚于生而薄于死乎？”認為火葬是對死者的不敬。所以他建議，“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我對宋代政府與部分士大夫意欲禁止火葬的做法，并不支持，南宋時也有人反對火葬禁令，如寫的俞文豹便質疑火葬之禁：“今京城內外，物故者日以百計。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事實上，宋朝政府對火葬的禁令也沒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民間火葬之風，可謂屢禁不止。所以南宋初又有官員提出：“既葬理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并建議“除豪富氏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共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此建議得到宋高宗的批準。這是宋政府對火葬的讓步，允許一部分人選擇何種葬禮，聽其自便。

在土葬與火葬之爭的過程中，宋朝官員的另一種做法則表現得非常明智，又富有人道主義精神，那就是在官地中劃出一塊“義地”，建成公墓，收葬貧民；或者設立公益性火葬場，助貧家火化。讓貧無葬地之民得以葬親——不管是土葬，還是火葬。

值得一說的，還有宋政府在諸州縣推廣的公益性公墓——“漏澤園”。宋代漏澤園有一套顧全逝者尊嚴的制度：免費收葬貧窮無葬身之地的逝者和無主的遺骸；墳墓統一規格，約八尺見方，以兩塊大方磚銘刻逝者的姓名、籍貫、生辰、安葬日期，有親屬信息的，也刻于磚上，作為標記；沒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給予棺木收殮；貧困家庭若有親人去世，也可主動申請安葬于漏澤園，政府將安排一塊九尺見方的墓地——當然，不用收費；漏澤園還設有房屋，以便逝者的親屬來此祭祀。

宋政府又聘請有德僧人來主持、管理漏澤園，如南宋時，仁和、錢塘兩縣有“漏澤園一十二所”，“官府委德行僧二員主管，月給各支常平錢五貫、米一石。瘞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給賜紫衣、師號賞之”。僧人由政府支付薪水：每月五貫錢、一石米。每收葬滿二百人，可得到請賜紫衣、師號的獎勵。

那么宋政府為漏澤園的福利事業投入了多少錢？宋真宗時，每收葬一名死者，政府需要花費六百文錢，包括棺木的費用；宋神宗時，要兩千文；到南宋高宗時，大約是三千文。全國各地漏澤園的經費加起來，數目應該非常大。為了讓國民在離開人世之后，能夠獲得有尊嚴的安葬，宋政府愿意從財政中掏出一大筆錢來，這，便是文明的一種表現。（第四輯）

5.受佛道二門的迷信做法

喪葬儀禮還受到佛、道二教和民間其他迷信的很深影響。主要表現在七七日和百日、周年之說，擇日和擇地安葬，做道場等功德，穿孝服，居喪飲食等方面。佛教編造人間和陰間、天堂和地獄的故事，說人死后，每遇第七天，其魂必經一次陰司，受許多苦。由頭七、二七，一直到七七即過完最后一次陰司，稱“斷七”。然后有百日、三周年，都要經過一次陰司。百姓出于孝心和愛心，以及迷信無知，便在父母等亡故后，請僧徒做道場或水陸大會、打醮，寫經造像，修建塔廟，稱“做功德”。做完功德，又做羹飯，稱“七次羹飯”。據說，這樣便可彌補亡人的罪過，使之脫離地獄之苦，升入天堂，享受種種快樂；否則，永遠打入地獄，受盡銼燒舂磨的痛苦，不得超生。道教原來只講清凈自然，沒有地獄天堂之說，但見佛教僧侶獲利，也加以仿效，編造了“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謂之煉度；交梨火棗，用以為修”的說法，其中“可笑者甚多”[注釋]。于是民間遇到喪事，請僧侶和道士念經、設齋、打醮、做佛事等，便成為習慣，鮮以為怪。

百姓還相信陰陽先生或“葬師”的話，人死后，安葬既擇年月日時，又相信風水形勢，認為日后子孫是否富貴賢壽或貧賤愚夭，全部靠此。所以，世俗多將棺柩寄放僧寺，無人看守，往往因為年月不利，拖延幾十年不葬，甚至終身、數世不葬，不免被他人拋棄，或被盜賊所發，或遭水火漂焚。還有一些人家因為離卜葬的日期還遠，又不愿出殯置之費，多停柩在家，以致將家中各種雜物放在棺上，就像使用幾案一樣。

6.喪樂

在喪葬過程中，民間已習慣“用樂”即聘請樂隊奏樂。初喪時，奏樂“娛尸”。出殯時，儀仗隊由“美少年、長指甲”的僧侶敲打著從少數民族傳來的花鈸、花鼓槌在前引導，與喪者家屬的號哭聲前后呼應。宋初，曾下令禁止士庶之家在喪葬時用樂和僧徒儀仗前引，但收效甚微。南宋時，臨安府居民在修設道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