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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安琪隨李蕊到了大廳，然后一個人坐到觀眾席。剛剛給康逸樞發了一條微信告知自己的位置，抬頭一眼便看到臺上趙浩然的身影。

    趙浩然穿著帶有學校logo的簡單白T，氣定神閑地坐在四辯位置看資料。辯題正方是惡法非法，反方是惡法亦法，趙浩然是反方，恰恰是李蕊的對手。

    嘈雜的聲音仿佛漸漸熄滅，像電影落幕時的漸隱特效。

    她又回想到高中時代，在那個她似乎永遠睡不夠的時光里，趙浩然不僅永遠活力四射，還是明星辯手。

    臺上機敏博識的少年，漆黑的眸子似落滿了星辰。

    臺下灰頭土臉、剛寫完若干張理綜或數學卷子的她，安靜得就像一道皮影。

    陳安琪十六歲喜歡過的男孩子，二十歲的時候也還是無法忘懷，就像隔著清晨的霧去觸摸遙遠的一道光。

    只不過，十六歲的陳安琪會覺得成敗好過意難平，二十歲卻會故作釋懷地想：就這樣吧，一尺深紅勝曲塵嘛。

    然而想歸想，此時她坐在臺下，耳邊仍然只余趙浩然抑揚頓挫的聲音如風拂過。

    主張惡法亦法，我們首先要認識一下法律科學這個概念。一如奧斯丁、凱爾森和邊沁的設想，如果我們把惡法直接排除在法律家族之外，那么建立一個客觀的法律科學也就無從談起了。

    因為如果這樣，哪些是法律，哪些不是，才是人們爭論的焦點，這會導致什么結果？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念，而他們會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建立一個法律的身份標準。同時，他們會傾向于用自己的價值觀念排斥異議，否定其他人甚至大多數人的法律標準。

    我們通常所說的法律科學，其實是和自然科學一樣，它自然有一套不受人的價值判斷影響的、中立的、理論學說。

    讓我們回頭看英國1956年頒布的（English   Sexual   Offenses   Act），該條例規定兩個男人有同性戀行為是一種犯罪，人們恰恰是摒棄了自身的知識判斷和價值判斷，才認為這是法律并且加以遵守。但這不代表所有人都去無條件地服從于它，人們依舊會清醒地指出它是侵犯個人自由道德的法律，從而慎重地提出改革方案。

    哈特指出，如果堅持惡法非法，那些堅持者勢必對法律改革的問題麻木不仁。因為，一旦否定了惡法也是法，那么既然成為法律，就必然是正義的、完好的法律，它當然沒有改革的問題了。與此類似，如果堅持惡法非法，人們也會忽略秩序、正義、道義、罪刑法定等價值之間的選擇困境，從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價值方向。

    請問對方辯友，如果根據你們惡法非法的看法，某個條例一旦被認為是法律，在人們心目中就不會存在對它進行改革的需要，他們可能下意識地以為，既然它是發，那么它已經符合了正義、公正的條件。

    韓非子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這說明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認為，法就是法律，與公正沒有必然的聯系，惡法亦法，這個觀點和西方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不謀而合。奧斯丁提出法律與道德的分離理論，認為法律在道德層面的好壞與它是否為法律并無直接聯系，因此它才是客觀的，不被個人道德評判標準所動搖的，一道法則。

    雖然哈特認為法律最好與道德保持一致，但與道德相左的法律，在其效力上仍是法律，因為將法律與道德混為一談是很危險的，如將權力融合于人們對法律本質的觀念中，或者以現行的法律代替道德，直接作為衡量行為的最終準則，這其實無形中已經降低道德的高度。

    如果我們認為惡法也是法律，面對一項法律時人們就會清醒地分析秩序和正義，從而更為慎重地考慮選擇什么。反之，如果堅持惡法非法，慎重分析就顯得毫無必要，因為惡法已經不是法。

    我們都聽過蘇格拉底的故事。雅典法律對他來說顯然是不公正的，并且，他有條件也有機會躲避不公正的后果，但是，他還是勇敢地面對了死亡。在他那里，就算是不公正的法律，他也有義務服從。因為，就算是不公正的法律也有法律的資格和效力；如果可以違反，社會秩序也就無從談起了。

    而且，哈特指出，蘇格拉底愿意生活在雅典這一行為本身，也意味著默認要遵守它的法律，這時候再違反違背道義，這又產生了正義和道義之間道德選擇的困境，而這些困境我們不可以視而不見。

    陳安琪恍恍惚惚地聽著，不由自主地想到了K，若說他的行為踐踏了法律凌駕于一切的威嚴，那么法律對于量刑的規定是否真的全部合理？那些被法律保護了人權的罪犯，是否真的能改過自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K的存在，是否也有一部分正面意義？網上K的狂熱粉絲們，是否真的是錯誤的、民粹的、主張同態復仇的、不理性的？

    她無法得到答案。

    陳安琪，你欲擒故縱玩的挺溜啊。

    一個聲音打斷了她亂七八糟的思緒，她懵然轉頭，看到了趙浩然的現任女友何璐坐在了她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