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飛來橫鍋(1)
“李侍郎選擇山東開始清查,本就是錯的!而且,大錯特錯!” 這是吏部尚書侯庸進殿之后說的第一句話,也是他對新政第一次公開的發(fā)表個人看法。 殿中寂靜無聲,一省學子罷考這樣古今罕見的大事,確實讓人很是憂心忡忡。稍微處理不好,就是貽笑千古。.. 朱允熥坐在寶座上揉著太陽xue,張口道,“錯了?錯在哪?” 侯庸抬頭,正視皇帝的目光,“因為山東與別處不同!”說著,他笑了一下,“準確的說,北地與南方士林決然不同。這種不同不是學子的出身,也不是文風,更不是文章水平的高低,而是....前途!” 朱允熥的手忽然一頓,“你繼續(xù)說下去!” “李侍郎沒有在地方上歷練過,風土人情上應是不大懂,覺得做事只要認理認事,就可以肆無忌憚手到擒來,卻忽略了法外是情,情中有理!” 侯庸這個老實人,難得的張嘴嘲諷一句。 朱允熥面皮一紅,李志剛是他執(zhí)意提拔的,侯庸這話更像是說給他這個皇帝聽的。 “自宋室南渡之后,北方文風漸頹...” 侯庸剛要開口,他前邊的朱高熾忍不住開口道,“侯尚書,還請簡短截說。一百多年前的事,就沒必要老調(diào)重彈了!” “不說,就不會知道,李侍郎錯在哪?更不會知道,山東的學子為何那么好鼓動,一慫恿就鬧了起來!”侯庸皺眉開口,語氣冰冷。 他平日不愿意得罪這位南書房的王大臣,可眼下這關節(jié)卻是顧不得了。 山東鬧出這樣的事,他比誰都痛心疾首。他在曾擔任山東布政使數(shù)年,最拿得出手也是最自豪的就兩件事,一是安民,二就是推行官學。 再加上,他本就是山東人。 “聽他說!”朱允熥淡淡開口。 “百年以前,北地盡在胡人之手。金朝還好,從金章宗開始遵行儒法,而后漢化,也以華夏正統(tǒng)自居。而元滅金之后,可曾以儒治國?”侯庸繼續(xù)道,“元世祖以為,金之滅就在于漢化,所以對漢儒要用,但對漢學卻提防甚嚴!” “所以,前元從立國開始,就不興科舉,即便是開科,也分成三六九等,做個面子功夫!”侯庸繼續(xù)道,“如此一來,北方的學風能好到哪里去?” “再加上元滅金,整個北方生靈涂炭,而后數(shù)十年全力攻宋,哪里容得下讀圣賢書的讀書人!” “而江南呢,南宋世家大族文風鼎盛,家學淵源,傳承不斷人才輩出。如此一來,南北雙方學子的差距就被拉開了!” 說到此處,侯庸頓了一頓,“我說這些諸位也都知道,諸位別急,且聽我慢慢道來!” 然后,他又看看眾人,“再說我大明滅元時,打得最慘烈的,只怕還是在北方吧?” 眾人沉默不語,元末亂世始于北方,波及元廷半邊江山。 而老爺子的淮西勛貴集團也是因為把目光轉向南方,成功的吞并了張士誠和陳友諒之后,才有資格跟元軍掰手腕。 當時整個北方都打爛了,尤其是河南山東,什么世家大族什么豪強全部化為白骨。而南方破壞相對嬌小,大明又占據(jù)著最富饒的產(chǎn)糧產(chǎn)布的精華之地,才能提兵北伐。 北伐的過程,說來是豐功偉績。 但打仗是要死人的,對北方又是一次重創(chuàng)。 直到今日,北方的元氣都沒緩過來,這一點從上一次的南北榜案中就可略知一二。 沒錢談什么教育! 沒教育談什么人才! 沒人才談什么建設! 原本的教育體系和社會構成被打碎,不是那么好建立的。 “凡事都有因!”侯庸長嘆一聲,“有因就有果!以山東學子為例,躋身朝堂為官,光耀門楣振興家族,就是他們讀書的因。而朝廷給他們的特權,就是他們想要的果!” “他們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就是為了特權!”侯庸說著,朝朱允熥行禮,“臣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說著,他抬頭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沒有退路!” 朱允熥心中一凌,他猛然覺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最重要的東西。 “不當官就是窮書生,被人嘲笑被人欺壓!北地數(shù)百年淪為胡人之手,官民涇渭分明!” 侯庸又道,“可是江南的學子,卻不一樣吧?” “江南學子考取功名,以進士為榮,做官之后更是以翰林為貴!”侯庸又說道,“鮮少見到有江南學子,中了舉人之后就開始跑官吧?也鮮少見到,江南學子為了八品小官欣喜若狂吧?” 殿中,全是侯庸的聲音。 所有人都在仔細的傾聽,滿臉都是沉思神色。 “因為他們有退路!即便是寒門學子,也有一家一姓全族支撐,考上舉人,若不中進士的話或是在家繼續(xù)苦讀,或是去私學教書,或是當個幕僚,哪樣不是輕松愜意....哪樣不是錢多事少?”說著,侯庸笑了笑,“有了舉人就有了官身,可以庇護家族,可以反哺,走到哪里也都受人尊敬!有了舉人的身份,更不用愁生計。” “更別說那些世家大族!”侯庸又嘆口氣,“諸位,在朝為官的江南進士不少吧?可曾見過哪個,愿意遠離京城去做地方官的,嗯?除非是封疆大吏,對吧?” “但是反過來,北方就不行!考不上舉人,一輩子抬不起頭。沒有官身,家族就要......敗落!都說窮文富武,可讀書也花錢呀!那考取功名,到底圖什么?” “就說臣,當年若不是考中了,否則家中僅有的幾畝薄田,也都要用來抵債!而考取之后,才是真的魚躍龍門!成為人上人!” 侯庸的話不能說全對,但必須承認,也有理! 上層經(jīng)濟決定下層建筑,南北的經(jīng)濟差異還有人文結構,導致著南北學子的心態(tài)截然不同。 尤其是人文,南方是宗族,而北方學子背后沒有宗族。 “臣不是說推行新政是錯!”侯庸又道,“新政的好處不勝枚舉!” 在座的都是人精,新政的目的無非就是為國庫開源,遏制日益擴大的士紳階層,加強中樞對地方的權利這三樣。 這三樣就是大明的帝國的筋骨rou,讓整個大明帝國形成一個拳頭,而不是朝堂上如何如何,地方上卻各自為政。 尤其是遏制土皇帝一般的士紳集團,民夫錢糧這樣的大事,不可能放在放在他們手中,使得官府收稅要人還要看他們臉色,和他們商量。 就更莫說再往上的官紳勾結,官商串聯(lián),乃至在江南士紳在朝中豎立一個又一個的代言人。 “臣要說的是,李侍郎的方法錯了,手段錯了!”侯庸繼續(xù)說道,“太急了!太狠了!” “哪個有功名的學子名下,不掛著別人的地?他一去就大刀闊斧以為是雷厲風行,卻不知是捅了馬蜂窩!他等于是和全山東的學子為敵!” “如此,焉能不反!” “況且!”侯庸的話擲地有聲,“李侍郎本就是南人為官,去山東查案,有心人就會利用他的身份大做文章,說他是為了當年的南北榜挾私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