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總，為什么要用革命這個詞？”冬子的印象中，這個詞僅用于社會運動，或者說產業(yè)升級。比如聽過農民革命，這是社會運動。也聽說過工業(yè)革命，這是產業(yè)升級。而把一個食物與之匹配，總有一點虛張聲勢的嫌疑。

    “那就是革命，薯類進入中國的時間大約是明朝，南宋時期還沒有進入。而它所帶來的糧食產量的巨大變化，從當時的人口增長速度就可以看出來了。”

    聽到冬子在問這個問題，身邊另一個專家，對冬子進行了詳細的解釋。中國歷史上，人口數量從幾千萬升級到一億，發(fā)生在明朝。而從一億升級在兩億以上，發(fā)生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所謂盛世，不是那些所謂歷史學家所說的什么圣明君主有多么神奇，只不過推廣了薯類的種植，糧食產品巨增，才是根本原因。

    這個道理雖然很淺顯，民以食為天嘛。但是，具體的關于歷史的說法，對冬子來說比較陌生。

    鄰坐的人專家問了冬子一個問題：“歷代農民造反，是為什么？”

    “我聽說，是因為權力腐朽。”冬子回答這個問題，底氣就不那么足了，他也是在中學歷史課上學的一點知識。這個答案，總還比過去某些書籍寫的“昏君無道、紅顏禍水”之類的理由，好像要靠譜些。

    “莫聽那些宏大敘事，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我從高中時就跟歷史老師爭論過。”鄰座有些憤憤然：“歷史上的書生誤國，害了一代又一代，思考的方向都錯了，哪里有什么真相？”

    冬子此時知道，一個新的理論即將展現，表示出愿意洗耳恭聽的態(tài)度。

    “就權力談社會已經很下作了，況且還以道德來解釋社會，錯得離譜。你應該學過馬原吧？”冬子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就搶先說了起來。估計，他喝了酒，久未發(fā)言，已經憋得不行了，表達的欲望，隨唾沫，噴薄而出。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你承認吧？”他這一問，好像是在質問冬子，當然，冬子知道，他針對的某個觀念而不是某個人。

    “生產與分配，在決定社會中，哪個是第一位的？”

    “當然是生產。”這個基本原理，冬子也學過，小袁也給他講過。

    “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對方居然夸了冬子一句，冬子感覺到對方陰晴多變的激動。

    “搞歷史的人，從來不認真分析生產，老在分配上打轉，為什么？”

    冬子試著解釋到：“也許，是他們擅長這個吧？”古代典籍浩如煙海，大量的內容，都是這樣的，搞歷史的人，估計也學的這個，擅長這個。人們解釋一個事物，總喜歡從自己熟悉的角度出發(fā)，這是人性。

    “其實，不光是因為他們擅長這個。更主要的是，中國農業(yè)社會已經在兩千年前就定型了。也就是說，兩千年來，從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后，甚至從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創(chuàng)立成都平原為天府之國后，農業(yè)發(fā)展的巔峰就已經樹立了，后無來者。”

    冬子小心地理解到：“你的意思是，農業(yè)社會生產方式與成效進步小了？后來的這些朝代？”話雖然不嚴謹，但意思大概是對的。

    “對，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生產沒革命，理論上能夠革命嗎？孔子的學問為什么在兩千年的時間保持穩(wěn)定的地位？因為，那時的生產從此就沒變過，所以思想也就無法改變。超級穩(wěn)定的內部挖潛，導致史學沒有進步。治理模式，也算是分配模式，沒有改變，重復著相似的治亂興替的循環(huán)。”

    冬子真害怕他也進行某種宏大敘事，盡管他們的小討論，聲音還不算大。

    “所以，沒有生產的革命是內卷的。”內卷這個詞再次出現，上一次是聽小袁說的。但是，這方面小袁還算專業(yè)，而這位專家，他是搞科學的啊。

    “幾千年以來，我們的歷史是一部主糧與人口關系的歷史，這才是正確的解釋辦法。”他喝了一口酒，故意把砸巴嘴的聲音搞得夸張一些，發(fā)出了“嗞”的一聲音，泛紅的眼光透露出某種神秘的色彩。

    “我們老祖先，在西安，在關中平原，定都，為什么？因為當時這里糧食產量高，養(yǎng)得活王朝。你看看，過去的開封還是杭州還是成都，這些古都，都處于適于農業(yè)耕作的地方，為什么？再大的事，都大不過糧食。”

    把糧食作為歷史的主角，這是冬子第一次聽到的觀念。

    “胡煥庸線決定了南北糧食產量的差距，影響了中國權力中心的南移，但小麥的大規(guī)模種植給北方續(xù)命，保留了北方政治的地位。而與匈奴的戰(zhàn)爭，與草原荒漠化有關。氣候決定糧食，糧食決定人口，人口決定實力。而人口與糧食的關系，決定著王朝的命運。”

    確實，他講的方式，就是一種宏大敘事，但冬子根本聽不懂。畢竟作為廚師，對糧食的敏感讓冬子迅速超越了對矜持的保留，他虛心地問到：“你說細一點，在宏觀了。”

    有學生問問題，是老師最開心的事。兩人低著頭，開始了小課堂。

    所謂胡煥庸線，其實是氣候變化的分界線。我國幾千年以前，也就是春秋到漢，權力中心在長安，因為那時的關中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養(yǎng)育著精干的人民。有糧才有兵，權力就產生了聚集。漢朝以前，我們面對的敵人是西羌，這是因為河西走廊的邊沿地帶，已經開始干旱了。人沒得吃的，要得靠搶，屢屢侵犯中原，占據了整個周朝的歷史。

    后來干旱進一步東移，到了蒙古草原，匈奴養(yǎng)活不了人口，就往河東來搶了。從秦修長城到漢武帝打擊匈奴，都是因為北方干旱造成的。而干旱繼續(xù)向東向南壓，為解決這些問題，才有秦國的鄭國渠事件，水利，只不過是人類抵抗干旱的暫時辦法，北方政權因為糧食不足，漸漸向南方移動。比如唐代，雖然都城在長安，但也設立了東都，在洛陽，權力中心開始向南向東偏移。

    比如魏晉南北朝時，南方的權力中心就比較強大了，孫權建吳，強盛一時，就是證明，因為糧食產量高。

    到了唐末后期，五代十國，北方殺得不像樣子，其實就是搶糧食，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因為雨才是關鍵詞，意味著糧食的充足。

    但是，北方就此衰落了嗎？并不。因為小麥的大規(guī)模種植，給北方續(xù)了命。小麥是外來物種，不是中國原產的。當它引進，并在唐代以后大規(guī)模種植，徹底改變了北方人的飲食結構。所以，今天的西安，是我們的面食之都。

    小麥可以在旱地種植，并且產量與水稻差不多，這就保證了南北方在糧食產量的平衡競爭格局，所以，南北之間的權力爭斗，才可以勢均力敵。

    胡煥庸線，其實就是中國氣候與雨水分布的分界線，也是小麥與水稻種植的分界線。

    當糧食單產無法擴大時，那要保證有限的糧食產量與人口的不斷增長的平衡，只有在土地面積上想辦法了。

    所以，所有農民造反，都是因為土地的事。鼓動農民造反的直接原因是饑餓，吸引他們奮力沖鋒的希望，是分田地。包括過去的秦朝統(tǒng)一六國時的虎狼之師，為什么會如此兇悍？只不過只為只要有軍功，就可以分得土地。

    當一個王朝新建，重新分配土地后，農民得到了維系生存的糧食，天下就安定了。但是，這是有極限的。比如當時糧食產量，不管是水稻還是小麥，畝產都在大約二三百斤的樣子。在周朝井田制時，有這樣一個稅收法則，一塊地分為九份，八份為種田者自己的收成，另一份為國家的稅收。

    為什么會這么分呢？因為如果按井田制當時的規(guī)模來看，每一份為一畝，每年產量為二百斤，那就得到了1600斤，可以養(yǎng)活多少人呢？大概可以養(yǎng)活4至6人，這正是當時一個小家庭的人口數量。所以，抽稅再不能多了。再多，有人就得餓死。

    每個朝代初期，土地分配，大約能夠保證一個家庭有10到15畝土地。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呢？因為戰(zhàn)亂與饑荒、社會動蕩與瘟疫，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減少。所以，固定的土地面積，分配下來，還能夠養(yǎng)活人民，支撐朝廷。

    但在和平時期，我國醫(yī)學又比較發(fā)達，瘟疫大規(guī)模消滅人口的現象很少，所以，人口增長得很快。再加上土地流轉，以及財富聚焦的馬太效應，土地被越來越少的豪強占領越來越多的面積，失去或者減少土地的農民就開始無法生存了，怎么辦？逃荒？打短工？都不是事。

    當時，要是工業(yè)革命發(fā)生了，這些流民可以轉入工商業(yè)，為工業(yè)社會的主力軍。但是，并沒有科技與工業(yè)革命的出現，人們還得要在土地上找糧食吃。沒有土地，就斷了命根。

    冬子聽到這里說到：“怪不得，歷代王朝，都把開疆拓土的人當成第一功臣，只不過是為了擴大耕種面積，養(yǎng)活更多的人。”

    “對，土地是革命的原因，也是目的。其實，就是糧食。因為增加糧食產量的辦法只有擴張或者重新分配土地。這都是零各游戲。畢竟適合耕種的土地面積是固定的，你多了，他就少了。零和游戲是最殘忍的，內卷化的血腥的戰(zhàn)爭。”

    經過他這一提醒，冬子好像明白了些什么，覺得他說得有些道理。

    鄰座繼續(xù)著他的講述。古代的歷史其實就是土地過度集中與重新分配的歷史。原因很簡單，戰(zhàn)爭的目的，是為了搶奪土地，其實就是搶奪糧食。而草原民族對中原入侵并不占領，原因只是，他們是游牧民族，占領農耕土地，對他們意義不大。因為，主食結構不同，所以戰(zhàn)爭目標不同。

    相反，歷史上的元朝與清朝，雖然擁有了國家權力，但他們仍然要在政治上，服從儒家的思想與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方法，只是因為，中原地區(qū)是農業(yè)社會。管理農業(yè)社會，必須用農業(yè)倫理與政權模式。這就是被他們吹得神乎其神的：可以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并不是孔孟學問有永恒的價值，只是因為，它是農業(yè)社會的文化結晶。這一套文化，不適應于草原民族。但要統(tǒng)治中原，只有依靠它了。

    “這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方式決定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冬子也是學過幾天馬原的。

    “對，這是正宗的歷史唯物主義。”對方肯定了冬子的說法，繼續(xù)講述。

    “權力的中心從河套平原南移到關中平原，再到中原大地，向東到華北平原，都是我國干旱發(fā)展的一個趨勢，這個趨勢決定了一個大的歷史進程。”

    這又開始宏大敘事了，冬子覺得，要把話題縮小些，免得自己不太好理解。于是說到：“難道，沒有其它解決饑餓的辦法嗎？”

    “有過。比如開源節(jié)流的辦法。我先說節(jié)流吧。”他又開始了漫長的演繹。一個例子很生動。人們有了糧食后，對飲食的多樣化有了追求，最普遍的方式，就是養(yǎng)家禽或家畜，也就是把植物淀粉轉化為動物蛋白，提高熱量的攝入效率。

    熱量攝入效率是一個專業(yè)名詞，但在冬子理解起來，很好打比方。比如吃了rou的人容易飽，沒有油水的人，很容易餓。單位質量的淀粉與動物脂肪和蛋白質，給人提供能量的大小，是比較懸殊的。吃得了一斤米飯的人，恐怕不一定吃得了一斤rou，即使吃得下去，消化的時間，要長得多。

    練健美的人，要讓身體強壯，必須補充動物性蛋白，或者吃蛋白粉。光靠米飯，吃不出斯瓦辛格和斯泰龍的身材。

    人們總是愛吃rou的，但轉化為一斤rou所需要的糧食，恐怕得好幾斤糧食，你倒是吃好了，可別人，就有可能饑餓。所以，強調節(jié)約，也了我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如果不是這樣，就會出“朱門酒rou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天下也就要大亂了。

    還有就是酗酒，這也是與糧食節(jié)約理論相矛盾的。俗話說一斤酒三斤糧，所以，在國家糧食困難時期，是要節(jié)制酒的消費的。

    鄰座說到這里時，反問冬子到：“你知道，酒與色，總被用來批評昏君，為什么古代的文人，對君王這兩樣愛好，那么敏感呢？”

    “估計酒喝多了，就浪費糧食。一個人占有婦女多了，就會減少人口，是這個意思吧？”

    對方對冬子能夠看到第一條，覺得正常。對冬子能夠看到第二條原因，覺得這個年輕人很聰明。君王占有女性太多，且不說這些女性沒能夠盡到多生育的目的，光說生下來這些皇子們，都不會成為生產的勞動力，只會成為消耗糧食的無底洞。消耗的多了，生產的少了，饑餓就會擴大蔓延，王朝經濟基礎就受到了侵蝕。

    “假如宮中佳麗三千人，如果她們正常與普通百姓通婚，以一個婦女生兩名后代來計算，她們可以產生六千名生產勞動力，對不對？”

    冬子覺得話題有些偏了，但還是點了點頭。

    “但是，她們都進入皇宮，能夠生出六千人出來嗎？”

    冬子搖了搖頭，傳說中子嗣最多的周文王，一百個兒子，就了不起。更何況，一般帝王，占有婦女雖然多，但大不了十幾二十個后代，進入皇宮的女人們，人口生產的能力根本沒有發(fā)揮出來。生產力包括生產資料與勞動者，任何對勞動者生產的浪費，都是對生產力的阻礙。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道德標準，其實根本原因，是生產方式與生產力決定的。

    “更何況，她們生出的皇子，都不是勞動者，只是消耗者，這一進一出，繃緊了社會糧食的緊張度，是注定受到人們批評的。”

    把道德標準歸結到糧食生產上來，這是一個很有道理的思路。

    “那你所說的，節(jié)流我大概知道了。那開源呢？只有提高國土面積，開疆拓土這一個辦法？”

    冬子的提問讓對方把話題，回歸到糧食主題上來。對方解釋了開源的辦法。除了擴大土地面積，還有辦法，就是開荒，開墾山地，讓原來不適宜耕種的土地，變得可以種植糧食。種不了主糧，種些雜糧也可以。比如玉米可以種在山坡上，而大豆，可以間種或者種在田坎。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改造原有土地，通過水利建設，避免天災干旱的損失，或者通過施肥技術的改善，提高土地肥力。再就是改善耕作方式，盡力挖掘土地潛力。

    “你知道，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擅長精耕細作的民族。非洲人種田，同樣的作物，他們的單產，甚至趕不上我們明朝。為什么？因為，他們沒有像我們的祖先一樣，把精耕細作，發(fā)揮到極致。”

    冬子不是農村人，但他知道農民是辛苦的，有一個說法他聽說過，伺候土地，把土地當爹娘一樣伺候，就可以形容出農民對土地的精細程度，到了宗教般的地位。

    但是，據鄰座說到，這些辦法，都不能解決和平時期人口膨脹的問題。土地面積限定，土地單產限定，而人口增長是人類的自然屬性，勢不可擋。人們?yōu)榱藸帄Z糧食，就有了戰(zhàn)爭。因為饑餓與戰(zhàn)爭，都有死亡的危險，不如一拼，或許有機會。

    戰(zhàn)爭的后果有兩個，第一，重新分配土地，讓饑餓得到緩解。第二，每一次戰(zhàn)爭都是一次大規(guī)模人少減少的消滅運動。人口數量少了，吃糧食的人少了，土地面積得到保障，所以新王朝建立后，不需要多嚴格的管理，社會會自然恢復到一個新的平衡。這就是他們吹上了天的“休養(yǎng)生息”政策。

    冬子理解到：“這個政策說得高大上，原來也只是生產與分配模式的重建。”

    “當然，這個政策是你說的這樣。但這個詞卻包含著一個很準確的哲學思想，很了不起的。”

    “你說的是什么？”

    “就是休養(yǎng)生息的那個息字，太生動太貼切，文化史上的精華，簡直不要太偉大。”

    “你如此高的評價，得講道理噻？”冬子給他示意了一下，表示敬酒，對方也喝了一口，手里早就在捏的飯團，也塞進了嘴里，好像在給他這個糧食的宗教，作一個人體的示范。

    “息，人活著就靠一口氣，從西醫(yī)角度來說，就是呼吸。從中醫(yī)角度來說，就是氣息，就是命。所以，生命的氣息，是國家與民族的根本，生息，是所有王朝最應該做的事情，這才叫良心與道德，這才叫權力用對了地方。”

    這個道理，冬子倒是可以理解。畢竟孟子也說過，天下最珍貴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也就是讓人民活著，是最重要的。而所謂的社稷，那個稷字，其實是指的糧食。社是宗廟是房子。所謂社稷的原始含義，就是有的吃有的住。讓百姓有吃有住，你就是好君王了。

    “但是，這個息字，還無意中指出了另一個真相。”對方很神秘地看了看冬子，然后盯著天花板說到：“這個息字，與農業(yè)社會息息相關。為什么？因為農業(yè)，在土地上種植糧食，按地球繞著太陽公轉的四季交替，每年有收成。這相當于什么？”

    他并沒有問冬子的意思，因為他的眼光還在向上天尋找答案，仿佛在與某個終極神仙對話，其實，他的目光所及，只是天花板上的吸頂燈。

    以一種憤世嫉俗之氣，搞出千年一嘆的深邃，這位理工男仿佛找到了自己哲學定位的logo，真理在我之手的激憤，說出一句讓冬子百思不得其解的話來。

    “農業(yè)是收天地的利息，而工業(yè)，直接取用大地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