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遜尼派國家基本上仍處于軍人統治之下，沙特王國奉行的有原則的模糊戰略就沒有問題。然而基地組織出現后，神職人員執掌政權的伊朗通過一個好戰的革命陣營在整個地區內確立了自己的領導地位。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臺執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對著中東地區兩類不同形式的內戰：作為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成員的伊斯蘭政權，與認為現代國家和現存的國際秩序機構同《古蘭經》勢不兩立的圣戰者之間的內戰；以及在這一地區的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內戰。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變宗教信仰的舉動（無論多么無心）起了為這兩場內戰煽風點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別被視為對立雙方的頭領。

    這場爭奪的背后還有另外兩場較量，二者都是對地區秩序的考驗。一是美國采取軍事行動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亞可憎的獨裁政權，同時在政治上施加壓力，實現改造大中東計劃。二是遜尼派和什葉派之爭再起，在伊拉克戰爭和敘利亞沖突期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局勢的發展證明，在以上每一場較量中，都很難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國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葉派的伊朗視為一個帝國加宗教現象，在地區領導權、均勢和教條理念之爭方面感覺受到了伊朗的威脅。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蘭領導的什葉派群島（從伊朗與阿富汗邊界橫穿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實力及影響力日盛，與沙特領導的（由埃及、約旦、海灣國家和阿拉伯半島組成，同土耳其結成謹慎的伙伴關系）遜尼派秩序針鋒相對。

    因此美國如何對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個簡單的均勢考量問題或民主化問題，而必須把伊斯蘭教兩大教派之間已經持續千年之久的宗教紛爭考慮在內。美國及其盟友必須小心行事，因為這一地區釋放出來的壓力會對支撐這一王國和管理伊斯蘭教圣地的種種錯綜復雜的微妙關系產生影響。沙特阿拉伯若發生動蕩，將對世界經濟、伊斯蘭世界的未來與世界和平產生深遠的影響。根據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革命的經驗，美國不能假定有一個現成的民主反對派，且它將依據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則統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遜尼派圣戰和什葉派圣戰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戰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無論多么迂回隱蔽，都對于促進這一地區的建設性演變至關重要。美國必須與它達成共識。

    對沙特阿拉伯來說，與伊朗的沖突生死攸關，關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國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蘭教的未來。只要伊朗繼續崛起為一個潛在的大國，沙特阿拉伯為了保持均勢，就至少必須加強自身的實力地位。鑒于事關重大，僅有口頭保證是不夠的。取決于伊朗核談的最終結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種方式尋求擁有自己的核能力，作為一項保險政策，要么從一個現有的核大國得到彈頭，最好是伊斯蘭國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資助其他某國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斷美國要從這一地區抽身，它很可能會試圖把另一個外部大國拉入地區秩序，也許是中國，或印度，甚至是俄羅斯。21世紀前20年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動蕩不安和暴力，因此應當被視為各國內部沖突和宗教之爭的映照。爭奪焦點，是決定這一地區是否或以何種方式與任何一個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連。在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于美國控制結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認為與各自的安全和原則并行不悖。

    國家的衰落？

    敘利亞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國家民族主義的燈塔，但也許喪失了重構為統一的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的國家的能力。由于兩國交戰各派別紛紛爭取這一地區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們之間的沖突威脅到了四周鄰國的國內和諧。如果地處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數個鄰國不能建立合法的統治并始終有效控制本國的領土，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對中東做出的領土安排將來日無多。

    因此，敘利亞、伊拉克以及周邊地區的沖突是一個不祥新趨勢的象征：國家分裂為不同部落和教派單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現存邊界兩邊，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殺，或受到相互競爭的外部派別的cao縱，除了實力至上法則（霍布斯也許會稱之為自然狀態）不遵守任何共同規則。

    革命或政權更迭后，只要沒有建立一個得到一國大多數人承認的合法新政權，形形色色的派別為了爭奪政權，就會繼續同自己眼中的對手打下去。一國的部分地區可能會陷入無政府狀態或長期叛亂，抑或與另一個正在走向解體的國家合并。現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沒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復對邊境地區或真主黨、基地組織、伊斯蘭國和塔利班等非國家實體的控制。這種現象已經在伊拉克、利比亞和巴基斯坦出現。

    以現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國家也許無法按照原狀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國人視為非法的國家治理或凝聚社會的手段。在有些情況下，可以通過逐漸演變成為一個更自由的國內體制克服以上障礙。但如果一國內的不同派別堅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觀，或是認為他們之間的爭奪關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國呼吁止戈息戰、建立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現任政府的癱瘓（例如前伊朗國王時期的伊朗），要么是對牛彈琴（例如塞西將軍領導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訓，不再與美國保持歷史性的盟友關系，轉而選擇給予自己更大的行動自由）。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必須在盡量兼顧安全和道義的基礎上決策，同時認識到無論在安全上還是道義上，都無法做到十全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