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會議上的折沖樽俎與21世紀的外交有著本質的區別。當代的外交官與本國首都保持實時聯系，接收詳盡的指示，甚至包括他們使用的發言稿。國內一般只是向他們了解當地的情況，很少會就涉及大戰略的問題征求他們的意見。而出席維也納會議的各國外交官距離本國首都有幾周的路程。維也納發給柏林的函件需要走4天（因此收到復函至少需要8天），發給巴黎的函件需要3個星期，發給倫敦的函件時間要更長。因此國內發出的指示必須籠統，充分考慮到局勢可能發生的變化。發給外交官的指令主要限于大政方針和長遠利益。外交官在談判期間采取什么樣的策略，基本上由他們自己定。沙皇亞歷山大距離本國首都有兩個月的路程，但他不需要接收任何指示。他一時心血來潮產生的念頭就是俄國的指令。亞歷山大想象力豐富，足智多謀，讓維也納會議忙個不停。奧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也許是維也納會議上最精明、經驗最豐富的政治家。他稱沙皇亞歷山大根本不足以成大事，虛榮心之強倒是無人可比25。拿破侖對亞歷山大的評價是，他能力過人，可無論做什么總是漏掉點兒什么。由于在任何一個具體問題上事先無法預知亞歷山大會漏掉什么，所以他完全不可預測。塔列朗更直截了當：難怪他是（瘋子）沙皇保羅之子。

    出席維也納會議的其他代表就國際秩序的一般原則，以及恢復某種形式的歐洲均勢的必要性達成了一致。但他們對這一協議的實際含義看法不一。他們的任務是在一定程度上調和在極為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各種觀點。

    有英吉利海峽做屏障的英國沒有外患之憂，因此它獨特的國內機制基本上不受歐洲大陸局勢的干擾。英國是從防止有人稱霸歐洲大陸的角度詮釋秩序。然而，歐洲大陸諸國的安全系數比英國低，無須有人稱霸歐洲，哪怕發生領土變動，它們的安全可能就會受到威脅。尤其是這些國家和英國不同，鄰國國內的變革讓它們有一種不安全感。

    維也納會議就大體均勢的定義很快達成了一致。1804年，戰爭尚在進行，當時的英國首相小皮特即提出了一份計劃，旨在糾正他眼中的威斯特伐利亞解決方案中存在的問題。為了提高法國的影響，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含的各項條約維持了中歐的分裂局面。小皮特給出的理由是，為了事先杜絕誘惑，必須合并中歐的一些小國，在中歐開辟出幾大塊地方，從而整合這一地區（整合一詞只具有相對意義，因為這一地區仍然有位于今天德國境內的37個邦國）。顯然，普魯士適合吸納這些被廢邦國。當初它更想兼并比鄰的薩克森，最終接受了奧地利和英國的規勸，改為兼并萊茵蘭。擴張后的普魯士作為一個大國直逼法國邊界，從而造成了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以來不曾有過的地緣政治現實。

    余下的37個德意志邦國被合并為一個稱為德意志邦聯的實體，以解決歐洲始終面臨的德意志問題：德意志虛弱時，往往招致外國（基本上是法國）干涉；德意志團結一致時，足以單槍匹馬打敗四周鄰國，從而促使這些國家聯合起來應對德意志的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講，就維持歐洲和平而言，歷史上大部分時期德意志不是太弱，就是太強。

    德意志邦聯過于分散，無力發動進攻，但又具有足夠的凝聚力抵御外國入侵。這一現狀為入侵中歐設置了一個障礙，同時又不對德意志側翼的兩個大國;東邊的俄國和西邊的法國;構成威脅。

    為了維護新的領土總體解決方案，英、普、奧、俄結成了四國同盟。然而，領土擔保;建立四國同盟的目的;對每一個簽字國并非同等重要。四國對自己眼中的威脅懷有的緊迫感差異極大。擁有制海權的英國信心十足，對歐洲大陸上的不測風云不急于做任何具體承諾，而是靜觀某一重大威脅明朗之后再做打算。其他幾個大陸國家因為安全系數低于英國，哪怕是英國不屑一顧的風吹草動，它們也會有大禍臨頭之感。

    發生一場革命時，即面對的威脅涉及合法性時，尤其如此。保守的國家試圖修建防御新一輪革命的堡壘，旨在把維護合法秩序的各種機制包括進來。他們所說的合法秩序指的是君主制。沙皇提議建立的神圣同盟，為保護歐洲各國國內的現狀提供了一個機制。他的同盟伙伴意識到，如果對這一同盟巧妙地加以調整，可以借它來抑制俄國旺盛的精力。干預權受到了限制，因為正如最后條款規定的那樣，這一權力只能集體行使。如此一來，奧地利和普魯士對沙皇其他想入非非的念頭擁有了否決權。

    三套機制構成了維也納體系的支柱：四國同盟剿滅任何對領土秩序提出挑戰的國家；神圣同盟防范對一國國內體制的威脅；大國一致機制定期召開同盟國政府首腦參加的外交會議，制定共同目標，對付新出現的危機。大國一致的運作方式有點兒像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前身。它召集的會議先后對一系列危機采取了行動：1820年在那不勒斯、1820~1823年在西班牙爆發的革命（先后遭到神圣同盟和法國的鎮壓）以及1821~1832年的希臘革命和獨立戰爭（最終得到了英國、法國和俄國的支持）。大國一致雖然不能保證各方看法完全一致，但每一次具有潛在爆炸性的危機都在不引起大國戰爭的情況下被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