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以他的偉業改造了俄國社會，使他的帝國跨入了西方一流強國的行列。然而由于變革來得太快，俄國有一種暴發戶才有的不安全感。在任何其他帝國，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都不會像半個世紀后彼得大帝的繼嗣葉卡捷琳娜大帝那樣急切地敕令自己的臣民：俄國是一個歐洲國家。我們的風俗習慣清楚顯示了這一點。12

    俄國一向是由冷酷無情的專制君主對臣民強行推行改革。俄國人民順從彼得大帝，是因為渴望擺脫過去，而不是因為對本國未來充滿信心。盡管如此，彼得大帝及其之后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一樣，當他的統治結束后，他的臣民及其子孫稱贊他驅動本國人民取得了他們自己沒有追求的成就，無論手段多么殘酷無情。（根據最近的民意測驗，當代俄羅斯人認為斯大林和彼得大帝一樣受到了后人一定程度的肯定。13）

    于1762~1796年執政的葉卡捷琳娜大帝是俄國一位推動改革的專制君主。在她統治下，俄國迎來了一段文化成就輝煌、不斷開疆拓土的歷史時期（包括征服了克里米亞汗國及其以南的札波羅熱哥薩克汗國，后者位于今天烏克蘭的中部，是昔日哥薩克人的一塊自治領地），用事實證明俄國的極端專制制度是維系其龐大領土完整的唯一治理制度：

    遼闊的疆域決定了必須給予統治這一疆域的人絕對權力，從而可以迅速處理公文，以彌補因路途遙遠公文往來耽誤的時間。換了任何其他一種政府形式，不僅對俄國有害，甚至還會徹底毀掉它。14因此西方人眼中專橫的獨裁制度在俄國被視為一種根本需要，是保證制度運轉的前提。

    如同中國的皇帝，沙皇是一位擁有神秘權力的至高無上的君主，統御廣袤的疆土。但沙皇與中國的皇帝有一個重要區別。中國人認為，中國皇帝統治子民靠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沉穩。俄國人則認為，沙皇維系其統治靠的是一種能力，一種以不容他人挑戰自己權威的方式貫徹自己的意志，讓所有旁觀者深深感受到俄國這個國家無比強大的能力。中國的皇帝被視為優越的中華文明的象征，吸引他國人民向化。沙皇則被看作俄國抵御環伺之敵的象征。中國的皇帝因其圣明仁厚受到稱贊。而19世紀的政治家尼古拉middot;卡拉姆津把沙皇的嚴酷看作是他響應內心召喚的表現：

    在俄國，君主就是活的法律。他揚善抑惡hellip;hellip;君主的仁慈只有輔以適當的威嚴，方稱得上美德。15如同美國當年向西部擴張一樣，俄國為自己的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外衣，聲稱它給荒蠻之地帶去了秩序和啟蒙（皮毛和礦石貿易只是捎帶的好處）。美國的愿景令人無比樂觀，而俄國的擴張基本上靠的是堅韌不拔的吃苦精神。夾在兩大差異如同冰炭的世界中間16，俄國認為自己肩負著特殊使命，要充當這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梁，然而卻受到渾然不懂它的這一使命的危險勢力的包圍。偉大的俄國作家、充滿激情的民族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援引過一句話：俄國人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無休止渴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個統一的普世教會。17俄國人為俄國在全世界范圍內把不同文明糅合在一起而歡呼的同時，又對俄國作為與人類大家庭隔絕的孤兒（援引19世紀一位頗有影響的評論家的話）地位感到絕望。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們不得不從白令海峽擴展到奧得河18。

    內涵不斷擴充的俄羅斯之魂（日后俄羅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這一說法包含了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終有一天，俄國人多年忍受的艱辛和折磨會結出碩果；它走過的歷程會被證明是正確的；它的成就會受到頌揚；西方對它的態度會從輕蔑改為敬畏；俄國將把東方的權力和遼闊的疆土與西方的禮儀和正宗宗教的道義力量結合在一起；莫斯科，是繼承了滅亡的拜占庭帝國衣缽的第三羅馬（帝國），沙皇是東羅馬帝國皇帝的繼嗣，是確立基督教根本信條的教會及教會會議組織者的傳人19，在沙皇的統治下，莫斯科將為開啟一個普世正義和博愛的新時代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俄國位于歐洲，但又不完全是歐洲國家。正是俄國的遼闊疆土和神秘莫測令拿破侖無法抵制它的誘惑。然而堅忍不拔的俄國人證明，他們比拿破侖的大軍（或希特勒的軍隊）更能吃苦。俄國于是變成了拿破侖的覆亡之地（恰如一個半世紀后的希特勒）。為了避免莫斯科落入拿破侖之手并斷絕法軍的給養，俄國人放火焚燒了五分之四的莫斯科城區。據說拿破侖在他的宏大戰略泡湯后驚呼道：這個民族簡直不可思議！他們是錫西厄人！居然如此死硬！簡直是野蠻人！20此時，哥薩克騎兵已在巴黎暢飲香檳。歐洲被籠罩在這一巨大的專制實體的陰影之下，卻百思不解俄國的野心和行為方式。

    維也納會議召開時，俄國也許已經是歐洲大陸上的頭號強國。代表俄國親自出席維也納會議的沙皇亞歷山大無疑是俄國有史以來最專制的統治者。亞歷山大是一個有信仰的人，雖然他的信仰變來變去。他一度沉湎于研讀《圣經》，并就宗教問題虛心討教，再次堅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1812年，亞歷山大在寫給一位密友的信里說，他堅信戰勝拿破侖會迎來一個基于宗教信條之上的和諧的新世界。亞歷山大誓言：我要把在塵世得到的一切榮耀，都獻給盡快實現耶穌基督的真正統治這一事業。21沙皇把自己視為實現上帝意志的工具。1814年他抵達維也納時，已經有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藍圖。他的構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拿破侖的藍圖還要激進，他要建立一個由各國君主組成的神圣同盟。各國君主把本國利益升華為對和平與正義的共同追求，發誓為了博愛的基督教義放棄均勢。亞歷山大曾對保王黨的學者兼外交家夏多布里昂表示：現在不再有什么英國政策，或法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政策。今天只有一項所有國家和人民為了普天下的福祉應該采納的政策。22他的這番話預示了日后美國的威爾遜提出的世界秩序觀，只不過亞歷山大所說的這一政策所體現的原則與威爾遜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