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三司度支判官, 其中的“三司”是戶部、鹽鐵以及度支三個分管國家財政民政以及賦稅的部門，度支判官，也就是度支使的副手。

    他想在離開之前勸一勸宋玉延, 若想為天下蒼生做實事，那就不應(yīng)該拒絕朝廷的封賞。

    宋玉延感覺壓力山大, 周圍的人對她的期盼都太高了, 不是勸她考科舉走入仕，然后為天下蒼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便是希望她考慮為官的好處, 從而別想辭職的事情了。

    宋玉延道：“我即使不入仕, 依舊有許多辦法能為百姓謀福利。造福天下蒼生有許多途徑和辦法，所有的職業(yè)、行當(dāng)也沒有所謂的高低貴賤之分，若只拘泥于一條路，便容易誤入歧途。”

    她見太多那種一開始一心為民, 最終為了達到“為民”的目的而不擇手段，最終落網(wǎng)的官員的例子了。

    便說那唐朝的宰相李紳，寫下了“鋤禾日當(dāng)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著名詩句的人，最終也是在權(quán)力的道路上迷失了自己，做出了為官不仁、草菅人命、視百姓為賤民的事情來。

    宋玉延很是感激范知州的舉薦之恩，但是她也僅止步于此了。范知州聽了后，覺得她這是在用李紳的例子告訴自己要保持本心。他并沒有因此而惱羞成怒，反而覺得宋玉延待他真誠，否則也不會跟他說這些話。

    很快，新的知州便調(diào)來了，范知州跟他交接完工作之后，便赴京述職了。

    那新來的知州叫蘇耆，是個標準的官二代，他爹叫蘇易簡，他六歲便受父蔭被授宣節(jié)校尉，后來又改奉禮郎等。

    雖然后來他爹病逝了，可他還有位岳父很有名，便是當(dāng)朝宰相王旦，

    雖然王旦是一位正直的人，但是在蘇耆二十歲舉進士不中之后的第二年，官家還是看在了王旦的面子上給他賜了進士及第。

    如今才二十七歲的他，便已經(jīng)當(dāng)上了明州的知州，相較于劉綽、范諷兩位知州來說，他的官路已經(jīng)算是亨通的了。

    新知州到了明州后第一件事便是先去了宋氏找族長。族長還有些迷茫，難道他是來走訪的？可是走訪不應(yīng)該先到鄉(xiāng)里走一趟嗎？

    雖然迷茫，可還是接待了他，而見了他才知道他是為了宋氏的竹紙而來的。

    這事其實跟宋玉延也有些關(guān)系，因為宋玉延當(dāng)時為了掩蓋自己的造紙技藝的來歷，便說她是看了蘇公的《紙譜》才學(xué)來的。而她說的“蘇公”，其實就是蘇耆的爹蘇易簡。

    隨著宋氏竹紙遠銷汴京，在京城當(dāng)了多年知縣的蘇耆也有所耳聞，后來更是聽說是自己爹留下的遺作給了旁人如此機會，他就更是替自己的爹感到驕傲。

    故而來到了明州，他自然第一件事就是到宋氏，看看他們是如何靠著自己的爹造出這么好的竹紙來的。

    宋氏族長聽說了他的來歷，切身地體會到了他的不著調(diào)。

    在宋玉延提及《紙譜》之后，他也去找了蘇易簡的文房四譜來看，上面雖然有個別造紙工藝說了大致的步驟，可是卻沒有竹紙的造紙過程。故而宋玉延說是從紙譜上學(xué)來的，他認為只能是她受到了啟發(fā)，真正學(xué)會造紙，還是從別的地方學(xué)來的，然后再自己加以改進的。

    也就是說，這并非《紙譜》的功勞，而是宋玉延自己的才能。

    蘇耆若是認真研讀過其父的著作，那便不會產(chǎn)生這種認知。

    蘇耆也并非沒有自知之明，他只是想跟人探討一下他爹留下的著作罷了。故而族長便將宋玉延給喊了回來，讓她來招待蘇耆。

    好在宋玉延當(dāng)初為了讓自己的造紙技藝有一個來歷，也是下足了功課的，蘇易簡的文房四譜她研讀了許多回，都能背出來了。

    倆人就文房四譜而展開討論，宋玉延甚至還親自示范如何制作毛筆，蘇耆看了后驚嘆不已。他雖然讀書也不太行，可是他對作畫卻頗為在行，他尤其擅長山水畫，在這一點上，他跟宋玉延又有了更多的話題。

    要不是宋玉延還有諸多的正事要干，他怕是也意識不到自己來明州是要干實事的。

    他懷著一顆看山水的心情到四處走訪，發(fā)現(xiàn)明州比他想象中要繁榮得多了。他一直以為江南數(shù)揚州、杭州最為富庶，等到了明州他才發(fā)現(xiàn)，自從海塘修筑起來后，這兒的農(nóng)田變多。

    因土地鹽堿化得到了改善，加上占城稻的適應(yīng)性，百姓種的糧食產(chǎn)量也在提高，還有棉花的熱銷使得百姓在冬天都能不依靠木炭而過一個溫暖的冬天了。

    蘇耆有些牙疼，他發(fā)現(xiàn)他的前兩任知州，要么靠占城稻獲得政績，要么靠修海塘獲得朝廷的夸獎。而他也找不到能夠快速混政績的方式了，就只能在這些基礎(chǔ)上，讓這一切都發(fā)展得更好。

    于是他上書給朝廷，在前人已經(jīng)提及的棉花的好處上，再次闡述棉花的好。朝廷最終決定允許明州的百姓以棉花來抵一部分稅，并以此鼓勵百姓種棉花。

    本朝的稅收方式也以“二稅”為主，便是夏季六月收的夏稅，以及十一月收的秋稅。

    夏稅一般收錢，秋稅一般收米。在夏稅進行收稅的時候，絹、布、麥、茶等都能成為抵稅的物品。比如說，茶的市價是一斤十文，那農(nóng)戶要交百文錢的稅，便能用十斤茶來抵。

    但是遇到會剝削百姓的官員，他們往往會壓低價格，收更多的賦稅，從而制造出一種本地的稅收多，說明人民富裕、生活安康和樂的假象，這也都是追求政績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