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因又是什么呢？外因正是以他為首的黨內健康力量，果斷實施了新政，使黨的執政合法性重新贏得社會各界廣泛認同。外因還有他以爐火純青的個人政治魅力，感召了楊惠娟。在內心之中，霍玉辰對自己的評價向來“公正客觀”，卻毫不謙虛。作為合格的政治家，謙虛美德只可用于做秀，萬不能當作行為準則，否則他就不會有行政信心。

    當然，有信心管有信心，怎樣化解楊惠娟提出的三個苛刻條件，確實須費一番心思，這就是所謂“戰略藐視、戰術重視”的道理。自我陶醉過后，霍玉辰開始認真考慮破解方法。

    第一個條件，將造成少年唐漢黨成為真正反對黨的局面，肯定不能同意。唐漢獨立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低，地區發展水平不平衡。面對此種國情，唯一可選擇的政體只有中央集權一元領導體制。誰照搬西方看似先進卻異常昂貴的民主政體，誰就會招致國亡政息的慘禍。民主政體之昂貴，就貴在政治家對選民的承諾。承諾是他們獲取執政權的基本手段，但承諾又必須以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后盾，一旦無法兌現，政治家的信譽便會一落千丈，抗議、暗殺、政變勢必接踵而來。難怪乎不少發展中國家，微薄國力不足以支撐承諾，導致民主政體和軍事獨裁政體，宛如同一盞走馬燈的兩個面交替出現。凡事當然也有例外，譬如印度這樣一個國民性情溫順的發展中大國，就基本幸免于各種事變、動亂沖擊，維持民主政體幾十年不變。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國家建設發展鵝行鴨步、乏善可陳。原因也簡單，民主政體國是決策cao縱于眾多利益集團，他們各具利益、各有輿論喉舌。執政者為保證大局不亂、寶座不失，只能在照顧方方面面利益前提下緩步前行。即使睿智如羅斯福，欲使美國參加二戰，還必須忍受巨大犧牲，故意讓日寇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由此可見，民主政體實行于處領跑地位的發達國家，借著雄厚國力，尚有調和百味、確保平穩發展之功效。但運用在積極上進的發展中大國，即使不是毒藥一味，也是瀉藥一味。所以，從本著對國家前途的高度負責，反對黨先例決不能開！

    不讓少年唐漢黨成為反對黨，又如何給予其合法身份呢？幸好開國之初，為酬庸在獨立戰爭中出過力的小政治團體，黨的元老們同意一批被稱為“自由黨派”的小黨存在于國會上院中。這種被命名為“眾黨協同”的制度，規定“自由黨派”的活動經費完全由唐漢獨立黨供給，從而剝奪了他們的經濟基礎。因經濟上仰人鼻息，“自由黨派”的政治觀點往往比正宗的唐漢獨立黨還獨立黨，從而于國家有錦上添花之功，無掣肘牽制之害。因此，大可將少年唐漢黨安排為新的“自由黨派”回歸社會，給它若干個國會上院席位，再由唐漢獨立黨酌量發放活動經費，即算妥善安排。盡管建國近百年來，“自由黨派”隊伍從未“擴容”過，但有此政治需要，開一下先例應屬有益無害。

    第二個條件似乎可以答應。如怕楊惠娟乘亂逃走，完全可用分批釋放的名義，留下“十美”中部分成員充當人質。根據情況匯報和親身觀察，霍玉辰斷定，楊惠娟個人品德無懈可擊，愛護部下絕非做秀。只要還有部下留在監獄，她定會信守諾言，有去有回。

    第三個條件毫無履約難度，只須交相關部門具體解決。難度巨大的是第四個條件，李哲原的報告對楊葉從反目到勉強和好全過程的詳盡描述，讓霍玉辰對那場驚心動魄的斗爭有了身臨其境般的感受。要實現政治和解的戰略目標，僅以人格魅力感召楊惠娟個人遠遠不夠，還必須感召包括葉瓊璋在內的“十美”全體人員，為此安排一次或多次與她們的集體見面十分重要。

    大致有了思考結果，霍玉辰打算集思廣益，畢竟集體智慧遠勝個人。不過，要召集的并不是中央局八人全體會議，而是自省派四位中央局委員的非正式小會。開派別小會算不上光明磊落之舉，但鑒于楊惠娟所提條件異常苛刻，不統一內部思想，不暫時暗箱cao作，整個政治和解計劃就會胎死腹中。以不磊落的手段實現高尚的目的，是政治的無奈，也是政治的必需。大氣磅礴的霍玉辰，不會拘于小節。

    小會以領導間不約而同的串門形式，于當晚在總統官邸召開。“群眾”的力量果然無窮，三位同派戰友均提出許多霍玉辰沒能想到的好點子。對于少年唐漢黨回歸社會后地位的問題，組織主任王海波提議，還可增加一個讓少年唐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唐漢獨立黨的備選方案。關于提前釋放楊惠娟，讓她與少年唐漢黨現任領導交換意見的問題，政法主任陸明程設想了交換人質的辦法。即由他去少年唐漢黨秘密基地，換取他們現任領導來監獄與楊惠娟商談。至于做通葉瓊璋等四人思想工作的問題，宣傳主任林慶遠主張先研究一下葉瓊璋等的政治立場。如果她們與楊惠娟同屬少年唐漢黨溫和派，霍委員長可以利用個人和整個領導集體的政治魅力，再去監獄實施一次攻心戰。但如果她們系激進派摻入楊惠娟領導的女子懲貪團的“沙子”，再度攻心就毫無必要。不如不管這四人自身意愿如何，在第一時間以兌現第二個條件的名義，強行釋放她們。獲釋后的她們如繼續從事反政府活動，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