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屬們這樣做也非無理取鬧，他們認為高瑾作為恐怖別動隊的首領，必須對其部下的所作所為負責。這就跟南京大屠殺中松井石根雖未下達屠殺指令，也沒有親手殺死一名中國人，但仍理所當然地被認定為南京大屠殺主犯是一個道理。因為這個道理，高瑾也和夏曉倩、張麗穎、錢紅梅三人一樣挨了打。

    直到現在，身受槍傷和刑傷的高瑾仍沒有完全恢復過來，獄方卻沒有為此減輕對她的折磨。在監獄接待大廳為讓她能夠正常履行逮捕手續，路上戴著的押解鐐銬被解除，手腳暫時獲得了一點自由的時間。然而好景不長，抵達第一道獄門，就要上腳鐐了。在打開押解鐐銬時，高瑾把白運動褲上長及腳背的褲腿放了下來，照理這時重型腳鐐可以直接鎖在白褲腿上。但女看守卻先將褲腿高高挽起到小腿肚，然后才將黑色的鐐環鎖在裸露的腳踝上，而沒有作任何解釋。高瑾當然明白敵人這樣做的用意，無非是給她增加一點戴鐐行走的痛苦。她并沒有與之計較，泰然自若地在獄警的引導下，進門左轉向第二道獄門走去。對于別人來說，2公斤重的手鐐算不了什么，但高瑾在第二道獄門前戴上它后，卻明顯感覺左手腕在隱隱作痛。還未好透的槍傷帶來的這份額外困難，使她不得不讓右手來承受更多的手鐐重量。但在熟識或不熟識的難友面前，她卻頑強地掩飾著痛苦，頻頻向她們點頭致意。

    行至第三道獄門口，高瑾又被鎖上8公斤重的腰銬（她只比楊惠娟高出1厘米，所有鐐銬仍采用楊惠娟的規格）。此后，余傷未愈的她便有些力不從心。與旁相比人最大的吃虧之處在于，她左手受傷無力，不能在行走時用雙手力量減輕腳上和腰部的負擔。因此盡管此時戴的鐐銬還不算多，但狀態要比楊惠娟她們糟糕得多，最為明顯的就是，她已經基本無力和二號監區的難友再打招呼。第四道獄門鎖上脖銬以后，情況更是每況愈下，僅17.5公斤的重量就已使高瑾邁上通向二樓的樓梯臺階時異常疲憊。細心的李哲原在密切注意楊惠娟動向的同時，發現了她的異常情況。他不想讓楊惠娟認為獄方是不講人道主義的法西斯，從而影響到后面的“攻心”進程。于是經與吳正森磋商決定，將本應在第五道獄門給高瑾戴的聯體手腳鐐，延后到第九道獄門。而已經放在第六道獄門的鋼涼鞋來不及調過去，于是干脆就讓她第五道獄門輪空一次。

    這樣一來，二樓之行就成為高瑾休養生息的良機。為了積蓄到自行走上三樓的足夠體力，她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緩慢，而且還利用第六道獄門穿鋼涼鞋、第七道獄門鎖腳趾鐐必須坐下的機會，獲得了更多的休息。這些必要準備終于幫助高瑾身負20公斤的鐐銬，艱難卻沒有借助外力走上三樓。第八道獄門戴上手指鐐之后，重達11.5公斤的聯體手腳鐐才最終在第九道獄門口上了高瑾的身。好在此處離六號監區正面偏右標有“二號”字樣的牢房只有十幾米路程，雖有32公斤重負的高瑾提起一口氣，終于走到目的地。當然在牢房里面，還有一副3公斤的腳枷要戴。至此，高瑾所戴“九大件”的全重達到了僅次于楊惠娟的35公斤。但因為不再需要行走，這些重量也就僅具象征意義。

    見高瑾戴著沉重鐐銬艱難地行走的樣子，楊惠娟不忍讓她分心，近在咫尺卻沒有喊她。以后兩人的牢房是為緊鄰，不愁沒有見面機會。現在女子懲貪團徹底覆滅已成事實，回過神來的楊惠娟不覺悲從心來，兩行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流了出來。這是被捕以來她的第二次掉淚，而兩次落淚都并非為自己的不幸而悲傷。如果親手創立的女子懲貪團能繼續在鏟除貪官污吏運動中大顯神威，犧牲生命楊惠娟也會含笑九泉。但殘酷的現實正好與良好的愿望相反，她又怎能控制得住眼淚？

    這場悲劇發生前一天，在警務部大樓臨時牢房里，楊惠娟曾考慮過有效阻止“九美”營救行動的唯一辦法，就是讓自己在敵人圍捕時壯烈犧牲，使“九美”失去行動目標。如果當時有時間考慮得周到些，她很有可能在當天晚上乘看守不備慷慨赴死，可惜思路被索正雄的提審打斷了。想到這里，楊惠娟哭得更兇了，這是悔恨的淚水。但不知內情的李哲原，還以為這是她經歷了“不見棺材不掉淚”過程后，內心情緒的自然流露。惻隱之心在李哲原的心里油然而生，他本想去牢房安慰一下這個看上去有幾分可憐的少女，但仔細分析一下并不符合攻心計劃的總體需要，便繼續冷眼旁觀。

    三十五

    次日（8月20日）一早，李哲原和楊惠娟在新辟的審訊室里又見面了。“十美”既已共處同一監區，在嚴防串供的前提下讓她們互相來往勢在必行。第一時間再審楊惠娟，李哲原的用意正是先發制人，把“十美”有條件重聚作為交換她們供述作案細節的一個砝碼，從而避免久拖不決后“十美”主動提出往來的被動局面出現。現在六號監區十位“房客”全滿，無隔音保密功能的客廳自然不宜再做審訊室，于是李哲原另向吳正森借監獄辦公樓的底層一間辦公室作為審訊室。但如此一變，楊惠娟必須出牢房、下樓梯、穿cao場，才能受審。這段路程僅單程就有七百多米，每天審訊一次要走約1.5公里路程，審訊兩次則超過3公里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