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營房負責落實。當李哲原于8月13日來到衛戍區營房時，對“九美”摸底工作也恰好完成。

    在這方面索正雄先前所做的工作卓有成效。盡管“九美”被捕后堅不吐實，但通過比對近三年高校失蹤女學生所存留的DNA樣本，依然揭開了除錢紅梅以外八位姑娘的真實身份。而且經分析各人被捕時的表現及旁敲側擊的觀察詢問，并綜合過去內線情報員所提供的零星情報，還基本確認了她們中的每個人在女子懲貪團內部地位和作用高下之分。

    比如根據離校加入女子懲貪團的時間順序，就很輕松地認定高瑾、葉瓊璋、夏曉倩，就是內線隱約提到的女子懲貪團內部三個行動小組的組長；而陳韶湘、石敏、張麗穎是為骨干組員；衛旭蕾、錢紅梅、曹蓉則為一般組員。

    又如從高瑾被捕前試圖自殺的反常行為，推論她就是楊惠娟的副手，此次劫車行動的現場指揮。于是就把高瑾定為楊惠娟“殺人搶劫案”中的一號主犯（首犯當然非楊惠娟莫屬）。而根據葉瓊璋在張麗穎遭套馬桿暗算后挺身來救的表現分析，她應該是往西路逃跑五人中的臨時負責人。按此推理，她的地位就高于同在西路的另一名組長夏曉倩。結果順理成章地定葉瓊璋為二號主犯，夏曉倩為三號主犯。

    最后三人的次序也好確定。從檔案里查到衛旭蕾和曹蓉分別于2028年初、2029年初，在發生與其有重大關聯的命案以后從學校失蹤。錢紅梅從氣質上就看出是九人中唯一沒有經過高等教育熏陶的，暫時查不到她的資料自在情理之中。但從她身上又搜出不少用來打開鐐銬鎖具的工具，說明她在女子懲貪團里屬于“專業技術人員”，對她的“評級”又不宜過低。最后綜合評定出的結果是：衛旭蕾為七號主犯，錢紅梅為八號主犯，曹蓉為九號（也就是最后一號）主犯。

    至于中間三人離校時間相同，又顯不出作用的主次，確定次序要困難得多。但辦此要案的審訊人員都是“人精”，經過一番推理居然也還原了事實。具體推理過程是這樣的：先將大大咧咧的張麗穎排為末等，然后再分陳韶湘、石敏的高下。本來論兩女犯的素質，很難繼續區分，然而逃跑時兩人的不同安排，卻泄露了天機。審訊人員發現，除高瑾外向西路逃跑的各女犯地位都高于向東路逃跑的，相對而言向西路逃脫概率確實大于東路。加上攜帶一整套開鐐工具的錢紅梅也在西路，審訊人員斷定，如楊惠娟被劫出肯定被安排在西路逃竄。顯然高瑾的安排原則是犧牲自己和能力稍差一點的成員，增加楊惠娟及另幾名團內“精英”逃脫的概率，爭取整個團隊死灰復燃（審訊人員分析到這里，不能不對這個恐怖團伙心存幾分敬意）。這樣就得出編在西路逃跑的陳韶湘，地位要高于編在東路逃跑的石敏的結論。定陳韶湘四號主犯，石敏五號主犯，張麗穎六號主犯，也就毫無疑問。

    聽完因公務繁忙，剛來參見的部下們的這些匯報，李哲原不覺為心中一道難題獲解而高興萬分。為了讓“九美”的入獄儀式辦出新意，他別出心裁地想出按等級給她們戴鐐銬的“創意”來。但擔心的卻是時間緊迫，能否憑一己之智準確分等。現在這些聰明的部下為將來辦案的需要，已將此事辦妥，他李哲原當然喜歡。

    接下來的事就是確定各名女犯所戴鐐銬種類和數量了。“九美”所戴的鐐銬總數不能超過楊惠娟的“十大件”，是一個總的原則。在此原則下，作了這樣的具體安排：一號主犯高瑾戴“九大件”，比楊惠娟少的那一樣是手枷。二號主犯葉瓊璋戴“八大件”，她只比高瑾少戴一副腳枷，行走時兩人“待遇”一樣。三號主犯夏曉倩戴“七大件”，與葉瓊璋相比少穿一雙鋼涼鞋，除行走負重略有減輕外并無很大“實惠”。然而，比前三名女犯低一個檔次的四號主犯陳韶湘，雖然也要戴“六大件”，卻明顯“實惠”得多。她戴的鐐銬并非在夏曉倩的基礎上減少一件，而是酌情有增有減。所增加的是無關痛癢的腳枷和鋼涼鞋，減少的既有無關痛癢的手指鐐，但更主要的是帶來沉重和痛苦的脖銬和腰銬。按同檔次論處，五號主犯石敏戴的“五大件”，又只比夏曉倩少了腳枷。六號主犯張麗穎戴的“四大件”，也僅比石敏少了鋼涼鞋。到了第三檔次的七號主犯衛旭蕾，就只戴“三件”（鐐銬數量少到這個程度，已不再能冠以“大”字），數量既少，檔次還得再降一等。于是只能“分配”給她聯體手腳鐐一樣“主件”，和鋼涼鞋、腳趾鐐兩樣輔件。以此類推，八號主犯錢紅梅就只貼身“配給”聯體手腳鐐和腳趾鐐這一主一輔兩件鐐銬。而九號主犯曹蓉除了一副作為“主件”的聯體手腳鐐外，不可能多分到什么了。

    當然，這些鐐銬要等到起解漢都監獄后，才會分門別類給“九美”戴上。為了防止越軌行為，目前給她們戴的都是清一色的總重22.5公斤的手鐐、腳鐐及聯體手腳鐐。而她們被捕時所穿便于行動的迷彩服和運動鞋，也被不能做劇烈運動的夏季裙服和涼鞋所取代。這倒飽了衛戍區兵士們的眼福，每天提審時間一到，她們被分別關押的九個營區，都有士兵聚集等候。為的只是在“九美”往來于囚室和審訊室的那個瞬間，一睹這群披鎖拖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