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遷回鶻的宗教信仰也發生了變化。甘南的裕固族信奉喇嘛教格魯派（黃教），新疆的回鶻則在公元10世紀中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時期全面接受了伊斯蘭教。其實這絲毫都不奇怪。因為早期伊斯蘭正是阿拉伯半島上貝都因人創造的游牧商貿文明，也是回旋輕捷有如鶻鳥的。

    只不過，這是后話。[44]

    半盤胡化

    滅亡回鶻的是黠戛斯。

    黠戛斯（讀如俠加斯）在名義上是鐵勒的一支，實際上卻是白種人。他們身材高大，頭發火紅，皮膚白皙，眼珠則是碧綠的。人類學家認為，這是條頓民族（teuton）的體質特征。換言之，活躍在大唐帝國的還有日耳曼蠻族。

    蠻族是能夠改寫歷史的，黠戛斯也一樣。

    不過，黠戛斯把回鶻打得七零八落以后，自己居然也不知去向，直到蒙古人興起之時才重返歷史舞臺。至于他們的后裔，在俄羅斯叫哥薩克（cossack），是驍勇的騎兵；在中國則叫哈薩克（kazak），是勤勞的牧民。

    黠戛斯人進入中國的時間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們在漢代被稱為堅昆。堅昆的習俗是：孩子生下來如果是黑頭發，便會視為不祥；如果是黑眼珠，則被看作漢將李陵的后裔。可見他們其實早已混血，但又堅持白人的身份。[45]

    其實黠戛斯人不必在意，因為混血是大趨勢。

    趨勢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就開始了，到隋唐兩代更是愈演愈烈。之前還只是通婚造成的種族變異，后來就從自然發展到了文化。胡人的生活方式影響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仿效胡人習俗則蔚然成風，甚至引領著時尚的潮流。

    這就叫胡化，也叫胡風。

    胡化是從長安波及全國的。這固然因為首都總是開風氣之先，也因為那里聚集著大量的僑民。安史之亂后，回紇在長安的常住人口總在千人左右，冒充回紇的粟特人數又要加倍。貞觀年間的突厥僑民更多達萬戶，至少占到當時長安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以上，數量可謂驚人。[46]

    更重要的是，僑民當中不乏非富即貴的頭面人物。波斯的王子，突厥的將軍，吐蕃的使節，西域的高僧，粟特的大鱷，回紇的商人，是這個特殊群體的中堅和主流。他們在長安和洛陽買豪宅，建高樓，置田產，任要職，娶妻生子樂不思蜀，儼然中華帝國首都之一員。

    與之交往的則是大唐的上流社會，包括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和文人墨客。他們流連忘返于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長安西市，紙醉金迷于胡人開設的高檔會所，樂此不疲地參加各種派對，因為那里不但有好聽的龜茲樂，好看的胡旋舞，好喝的葡萄酒，更有如花似玉的胡姬充當陪酒女郎。

    對此，詩人李白曾直言不諱：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哈！難怪他會“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了。[47]

    名流帶頭，追星族豈會無動于衷？

    何況胡人的生活方式也確實很夠刺激。打馬球展示著雄性的力量，著胡服則體現出女人的性感。前者是波斯人的發明，所以叫波羅球（polo）。后者的特點則是衣袖窄小剪裁貼身，盡可能地凸顯女性的身材和曲線，其風采可以概括為這樣兩句詩：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48]

    呵呵，小蠻腰。

    所有這些，都讓長安少年的腎上腺受到刺激，荷爾蒙分泌增多。早就被李世民立為太子的李承乾，甚至一心一意要做突厥人。他不但說突厥話，穿突厥衣，還在東宮院內搭起帳篷豎起狼頭旗，一本正經地扮演起突厥可汗來。

    演出極其認真。李承乾找來一批長得像突厥的人，讓他們披著羊皮編著辮子扮作突厥武士，自己則假裝可汗死在了牙帳里，然后命令這些群眾演員按照突厥習俗割面流血號啕大哭，騎著馬圍繞牙帳默哀。直到這時，李承乾才忽地一下坐起來說：如果真能這樣，豈不快哉！[49]

    太子殿下如此，風氣可想而知。

    大唐的女人也不甘落伍，她們的服飾則始終如一地“崇洋媚外”——戴耳環是跟波斯人學的，叫步搖；搭披肩是跟印度人學的，叫巾帔（讀如配） ；發型是跟中亞人學的，叫髻堆 ；臉妝是跟吐蕃人學的，叫面赭。當然，她們絕不會只有一種裝飾風格，但長安肯定是時尚的風向標。

    她們的帽子更是與時俱進。唐高宗以前，女人帽檐有布帛下垂，長可過膝；后來就只有絲網，垂到脖子；再后來改戴胡帽，露出臉蛋；最后干脆不戴帽子，露髻出行。[50]

    總之，大唐的女人是衣服越穿越小，身體越露越多，參加活動越來越頻繁。她們甚至會身著男裝騎著馬去踏青或者打球。球場上，英姿颯爽的女人縱橫馳騁嬌聲吶喊，圍觀的男人們則報之以一陣又一陣的叫好聲。[51]

    看來，大唐的男男女女都有了“胡心”。[52]

    這當然有問題。因此，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朝廷下令治理整頓，可惜收效甚微。這個混血王朝的臣民似乎已經拿定主意，要在文化上也變成混血兒。唯一的變化是隨著吐蕃和回鶻的興起，女人的妝扮改成了回鶻發型吐蕃臉，盡管她們被告知這絕不是一個中華兒女應有的模樣。[53]

    請問，這該算是半盤胡化呢，還是全盤？

    姑且算半盤吧！

    但即便只有半盤，也足以讓大唐的世界五彩斑斕。也許很少有人能夠想到，當時的長安已能吃到通行于中亞、印度和伊斯蘭國家的抓飯，開元以后更是以胡食為時尚。長安城里“西餐廳”之多，恐怕不亞于今天的上海。[54]

    當然，不可或缺的還有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葡萄酒與唐人的關系實在太密切。盡管它在漢魏就已經傳入中國，自己釀造卻是在征服高昌之后。太宗皇帝甚至親任釀酒師，在原來配方的基礎上加以改造，監制出了八個新的品種。[55]

    這樣的皇帝，也屬罕見。

    事實上唐代胡風之盛，與皇帝關系很大。有唐一代長安盛行打球，就因為唐太宗開風氣之先。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個中高手，曾經讓吐蕃的球星自愧不如。此后的宣宗、僖宗都是球員，穆宗、敬宗都是球迷，打球豈能不成風氣？[56]

    此外還有建筑。

    盛唐時期的建筑流行西亞的材料和風格，并且采用了在酷暑天降溫的技術。設計師巧妙地讓水從屋檐流下，形成水簾隔斷室外的熱浪，同時用流水推動風扇在室內送風，當然十分涼快。唐玄宗曾經在這種涼殿接待了一位愛提意見的言諫官員，結果該官員因著涼而腹瀉，狼狽不堪。[57]

    那么，這種技術又是哪個國家的？

    東羅馬帝國。[58]

    呵呵，倒是不遠萬里。

    實際上隋唐所謂胡，并非只指中國境內北方和西北的少數民族，更包括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羅馬人。他們在兩《唐書》中跟高昌、焉耆、龜茲、疏勒、于闐一樣被看作西域的一部分，重要性僅次于突厥、回鶻和吐蕃。

    也許，這是一種世界眼光。

    世界眼光是隋唐特有的，因為他們都是混血王朝。自己是混血兒，就不會太在意別人的種族，盡管他們都以中華自居，都認為中華是世界的中心，還都雄心勃勃和自以為是地要把其他國家和民族納入中華的體系。唐太宗甚至不無得意地說：朕提三尺龍泉一統四海，不比秦皇漢武差吧？[59]

    當然。

    事實上，秦漢文明雖然已經具有世界性，隋唐卻更是世界性的超級大帝國，影響力之廣遠超其版圖。唯一需要補充的是：大唐固然影響了世界，世界同樣影響了大唐，影響是雙向的。而且，我們能創造出世界性文明，也并非只有太宗和大唐之力，至少還有隋煬帝一份功勞。

    第五章

    世界帝國

    高句麗

    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團來到中國，向中國皇帝遞交了國書。國書可能是執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國希望能夠與中華帝國平等交往。因此，國書開篇的問候語便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中國皇帝閱后大為不快。

    不快簡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國皇帝看來，世界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大中華；天下也只有一個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無二日，人無二君，什么時候又冒出另一個，還公然自稱旭日東升，視我中華為日薄西山？萬幸的是，中國皇帝并不知道當時的日皇是個女人，否則真要氣暈過去。

    即便如此，國書仍然成為一個事件。[1]

    當然，這位中國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對于遠在天邊的那蕞爾島夷其實鞭長莫及，已經看過的國書也不方便再退還給來使，便只好吩咐鴻臚寺（外交部）官員：以后再遇到這種不識好歹不懂禮貌的蠻夷，不要讓朕知道。

    這位中國皇帝就是楊廣。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還是很大度地接見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過讓他們跟東南亞的赤土等國使節站在一起。四月，隋煬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團，取道朝鮮半島南部出使日本，帶去了中華皇帝的親切問候。[2]

    小野妹子大喜過望。

    不能確定隋煬帝當時是怎么想的。也許，他并沒把日本太當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鮮半島的百濟、新羅等國都變成統戰對象，以遠交近攻的策略對付高句麗（句讀如勾，高句麗也寫作高勾麗）。[3]

    高句麗是大隋帝國的rou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開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漢王楊瓊為統帥，率領水陸兩路三十萬大軍出征遼東，開啟了隋唐兩代多次討伐高句麗的戰端。結果，勞師遠征的隋軍得不償失損失慘重，活著回來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楊廣因禍得福。征討高句麗的失敗被歸咎于隨軍的宰相高颎，盡管高颎原本反對這次軍事行動。然而正如本書

    第一章所說，高颎的下臺意味著帝國的大政方針發生了重大轉變，皇太子也就順理成章地由楊勇變成了楊廣。

    既然如此，楊廣即位以后，當然要將關中本位政策調整為對外擴張征服世界的新路線，也一定會繼承父皇的遺志討伐高句麗，甚至不惜傾全國之力。結果，卻是接二連三地慘遭失敗，反隋的斗爭則在反戰的歌聲中爆發。[4]

    隋煬帝其實是栽在高句麗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時時處處以隋為鑒的唐太宗，在高句麗問題上卻與隋煬帝高度一致：一樣的御駕親征，一樣的不聽勸阻，一樣的接連失敗。唯一的區別，是唐太宗曾經表示過后悔。他說，如果魏徵還在，一定會攔住朕的。[5]

    但是這又怎么樣呢？說完這話，又繼續東征了。高宗李治繼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總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徹底滅亡高句麗才算了事。也就是說，兩朝四代中華皇帝都視高句麗為心腹之患，必欲滅之而后快，豈不怪哉？

    這就必須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麗。

    隋唐時期的高句麗，跟五代時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麗并不是一回事，盡管前者在歷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稱為高麗，但那多半是一種習慣性的簡稱。實際上，一直要到大唐滅亡之后，高麗王朝才建國，那才真是高麗。[6]

    所以，我們還是管前者叫高句麗為好。

    高句麗人最早生活在我國東北地區，西漢末年建國時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區劃歸屬于玄菟郡，民族分類屬于濊貊（讀如畏陌）系統。魏晉南北朝時期，自強不息的高句麗人不斷發展壯大，并在北魏拓跋燾和南朝劉義隆的時代遷都平壤，成為朝鮮半島鼎立的三國之一。[7]

    另外兩國，是百濟和新羅。

    百濟和新羅是朝鮮半島南部韓人建立的國家。韓人最早分為三支：馬韓、辰韓、弁韓，號稱三韓。之后，馬韓建立了百濟，辰韓建立了新羅，弁韓建立了金官。這是朝鮮半島南部最早的三國。高句麗南下之后，新羅也兼并了金官，朝鮮半島鼎立的三國就變成了高句麗、百濟和新羅。[8]

    百濟在西南，新羅在東南，高句麗在北。

    三國當中，高句麗受中華影響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綜合國力最強，處境也最微妙。東邊的南朝和北朝，南邊的新羅和百濟，西邊的日本，北邊的靺鞨（讀如末合）、室韋、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處的鄰居。當然，高句麗自己并不省油，他們對東亞地區的霸權也覬覦已久。

    因此，中國南北對峙之時，朝鮮半島同樣熱鬧非凡。大體上說，是高句麗聯合新羅，百濟勾結日本，在半島長時間問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戰國時的中華。

    這就不但要打軍事戰，也要打外交戰。

    于是，高句麗、新羅、百濟和日本，都爭相與中華建立各種關系，甚至同時向南北兩朝示好。中國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來者不拒，而且盡量阻止對方與他方往來。高句麗與新羅、百濟、日本也一樣，全都希望這種聯盟關系能夠具有排他性。兩朝三國一倭，構成東亞波詭云譎的畫面。

    公平地說，這里面沒有道德問題和正義與否。無論南朝北朝，還是半島三國，都是受利益的驅動，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盤，即都希望對方長期分裂，自己一統江山。

    隋文帝滅陳，卻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麗。作為好不容易才獨立出來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跟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帝國接壤，絕不會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如果對方還跟南邊的新羅或百濟聯手，自己面臨的就將是滅頂之災。

    利用中華帝國動蕩分裂之機干他一票的時代過去了。腹背受敵的高句麗必須找到同盟軍，救亡圖存。

    他們想到了東突厥。

    大業三年（607）六月，隋煬帝巡幸塞北，高句麗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啟民可汗不敢隱瞞，向皇帝如實匯報。隋煬帝立即警覺起來：高句麗如果當真聯盟東突厥，再裹脅契丹和靺鞨之眾，勢必成為帝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9]

    這顆定時炸彈必須排除。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隋煬帝為什么突然對“不懂禮貌”的日本使團轉變了態度。事實上，小野妹子遞交國書正在這一年，隋煬帝遣使回訪則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麗的動向后，隋煬帝殺了高颎。[10]

    什么都還沒來得及做的高句麗，則鐵定地成為中華帝國的眼中釘。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羅依靠大唐兼并百濟的八年之后，高句麗也被大唐聯合新羅而滅亡。這時，唐高宗已經因病休假不問政事，執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則天。

    武則天就更不會含糊了，她什么時候心慈手軟過？

    在百濟和高句麗滅亡之日，不知有沒有人想到過他們的歷史功績。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傳入高句麗，又從高句麗傳到新羅的。百濟更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學會使用漢字，后來又借此創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為百濟博士王仁把《論語》和《千字文》帶到了日本。[11]

    毫無疑問，兩國的貢獻遠不止于此。可以說，沒有百濟和高句麗，就不會有以漢字為載體的東亞文明圈。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不該忘記他們。

    高句麗和百濟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開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駛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蘇連云港）靠岸。誰都沒有想到，船上一位本應回國的日本僧人卻帶著三個隨從偷偷下船，因為他做了一個大膽而魯莽的決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這位僧人就是圓仁法師。[12]

    圓仁是日本佛教天臺宗山門派的創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謚為慈覺大師。他的法號在今天可謂如雷貫耳，但當時的他卻只是跟隨日本使團一起入唐的請益僧。請益僧跟學問僧一樣，都是到大唐學習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學問僧享受留學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國內長期滯留；請益僧卻只能隨團而來隨團而去，相當于簽證期有限的訪問學者。

    寸金難買寸光陰，請益僧必須抓緊時間。

    這倒也沒什么。圓仁的老師最澄當年就是請益僧，同樣功德圓滿。最澄回國時，從臨海龍興寺帶去《法華經》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還攜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種，因此得以正式創立日本佛教天臺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創始人空海法師那樣，在長安學習正統密教，以至于成為日本天臺宗的一塊心病。[13]

    圓仁赴唐，便希望能夠彌補這個缺憾。

    不幸的是，圓仁抵達揚州以后，就被當局限制在開元寺學習梵文，不得離開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師訪問過的天臺宗圣地天臺山參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準，更不用說前往長安深造了。圓仁此行的目的，一個都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