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wěn)定。明代萬歷皇帝為了戰(zhàn)爭加派“三餉”，剜rou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diào)，明朝不是亡于崇禎，而是亡于萬歷。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xùn)。不但不加賦，甚至由于經(jīng)常豁免災(zāi)荒地區(qū)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間只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jié)儉。他在嘉慶十年（1805年）說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jié)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shù)。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jié)，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jié)用，崇尚簡樸。”也就是說，大地上所能出產(chǎn)的物品是有數(shù)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個人身上的物品就減少了。所以道理很簡單，在人口增長的形勢下，每個人都必須以節(jié)儉為尚，社會才不至于起沖突。他以身作則，希望文武百官能夠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資不被過分的剝奪，留有一線生機。所以，他的節(jié)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后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fā)展工商業(yè)。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xiàn)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yè)之苗。

    其實，為了應(yīng)對人口問題，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tǒng)型政策外，已經(jīng)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nèi)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qū)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mào)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tǒng)治）的貿(mào)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mào)有關(guān)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mào)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qū)外向型手工制造業(yè)的發(fā)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chǔ)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采銅礦，以吸納剩余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志著清代國家產(chǎn)業(yè)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diào)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qū)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xiàn)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nóng)業(yè)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yè)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解放思想”，那么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wěn)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臺等縣開采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tài)。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jīng)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jīng)營，也難以約束這么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采，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jīng)費自有來源，怎么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guī)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的請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wěn)定為最高目標，導(dǎo)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御極二十多年，除了親政初期意氣風(fēng)發(fā)過一陣外，越到后來，嘉慶就越深陷無奈、愁悶、苦惱之中。他自以為穩(wěn)妥的“守成之法”，并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大清帝國慢慢恢復(fù)元氣，重現(xiàn)榮光，反而越來越積重難返，不可收拾。在他統(tǒng)治的后期，令他尷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淚的事，不止一件。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于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jiān)里應(yīng)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lǐng)守衛(wèi)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教徒。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靜空天主、老佛門、一炷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tǒng)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jīng)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quán)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wù)。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jīng)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么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jīng)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么還是不見效。越到后來，皇帝越對扭轉(zhuǎn)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jīng)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jīng)習(xí)慣于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zhí)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jīng)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nèi)，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nèi)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jiān)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nèi)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nèi)宮太監(jiān)鑒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xùn)，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nèi)救火，而是由太監(jiān)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后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nèi)載乾隆帝規(guī)定，凡宮內(nèi)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nèi)撲滅。于是皇帝根據(jù)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guān)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fù)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進京面圣，回來后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茍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么好，真沒法。圣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殘舊了，怎么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個大缺典。我從前雖然隨著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亦難走，旱路罷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么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經(jīng)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tài)畢顯。帝王生涯現(xiàn)在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后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松。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tǒng)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匯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tǒng)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后的，則是“鴉片戰(zhàn)爭”。鎮(zhèn)壓白蓮教居然成了嘉慶皇帝一生的輝煌頂點，短暫的上升期之后，是漫長的下降曲線，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tǒng)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fù)的衰敗的關(guān)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jīng)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fēng)中之燭，徹底喪失了復(fù)興的機會。在嘉慶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淪為了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以英明、仁圣開頭的皇帝，后來卻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因為他們長得都差不多。從漢代到清代，都是“貌奇?zhèn)ァ薄褒埦P頸”“日角龍顏”“天日之表”，臉上從來不會長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寫皇帝的外表很難。因為理論上皇帝應(yīng)該長得很神奇，而實際上絕大多數(shù)皇帝長相平庸得掉渣。為了不犯錯誤，史官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龍顏天表”“鳳姿日章”之類搪塞。

    《清史稿》關(guān)于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寫了四個字：隆準頎身。而《清高宗實錄》則說他“生而神靈，天挺奇表。殊庭方廣，隆準頎身，發(fā)音鏗洪，舉步岳重，規(guī)度恢遠，嶷然拔萃”。

    據(jù)考證，乾隆身材并不高大。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目測說，乾隆帝身高約五英尺二英寸，約一米六。這是八十三歲時的身高，估計年輕時比這要高一些。根據(jù)現(xiàn)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長度，可以大致推測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間。

    好在乾隆皇帝酷愛畫像，至今留下的畫像不下百張。由于西洋畫法的引進，那個時代的肖像畫纖毫畢現(xiàn)。這讓我們對他的外表有了二維的認識。戴逸先生這樣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勻稱，豐腴而略矮，身高約一點六公尺。臉龐呈長方同字型，兩腮稍削，皮膚白皙，微帶紅潤，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鉤，體態(tài)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時代是一位英俊瀟灑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時代，則顯示出尊嚴、和藹和慈祥。”

    畫像雖然傳神，畢竟是靜態(tài)的，無法全面?zhèn)鬟_一個有血有rou的立體形象。朝中大臣天天陪王伴駕，卻不敢留下關(guān)于皇帝外表的一個字。好在乾隆時期，機緣巧合，一些外國及中國邊遠地區(qū)的使者都見過皇帝并寫過回憶錄。這些人大腦的格式化程度遠低于朝中大臣，因此留下了一系列相當生動傳神的皇帝印象。因此，乾隆皇帝是中國古代史上極為罕見地留下過大量可信的音容笑貌細節(jié)記載的帝王。

    在外國人中，朝鮮人與中國接觸可以說最多。作為最忠實的藩屬國，朝鮮每年冬至、正月、圣節(jié)、千秋等時節(jié)都要派使臣去北京朝賀。

    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朝鮮人樸趾源隨朝賀乾隆皇帝七十大壽的使團前往承德。他記載當年八月十一日見到乾隆皇帝的情景說：

    皇帝出自正門……肅然無嘩。先令回子太子進前，未數(shù)語而退。次命（朝鮮）使臣及三通事進前，皆進前長跪……皇帝問：“國王平安？”使臣謹對曰：“平安。”皇帝又問：“有能滿洲話者乎？”上通事尹宗以滿話對曰：“略解。”皇帝顧視左右而喜笑。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帶黃氣，須髯半白，貌若六十歲，藹然有春風(fēng)和氣。

    對于乾隆皇帝，朝鮮人的評價總的來講還是比較高的。乾隆皇帝的和藹可親善于交往，使使臣們對他的個人印象都不錯。

    每次回國后，朝鮮小朝廷君臣都要關(guān)起門來，好好聊聊這次中原之行。使臣往往要給國王介紹些小道消息、奇聞逸事。君臣在深宮之內(nèi)對天朝上國大皇帝可以肆無忌憚地品頭論足，因此留下了一些相當真實的評價。比如對繼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這樣的評論：“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政令皆出要譽”。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臺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這些史料，顯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與中國史料不一樣的價值。

    丹津班珠爾出身于十八世紀西藏最為出名的貴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為首席噶倫，由于在1788年至1792年間西藏與廓爾喀的沖突中處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處罰。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對這次朝見“文殊師利大皇帝”的經(jīng)歷進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們一行四人經(jīng)過長途跋涉來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門的兩位侍衛(wèi)前來通知明早覲見。

    東方發(fā)白之時，丹津班珠爾被帶到皇宮中門過道上等候。太陽升起時，大皇帝及隨從駕到。丹津班珠爾記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黃氈的八人大轎上。抬轎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員的裝束一樣。皇上身著一件黑貂皮大氅，華麗而珠光寶氣。尊容很像普覺寺的上師強巴的樣子：長臉，一副威嚴狀，一見就會讓人情不自禁地充滿敬意。”

    皇帝的轎子到了他們附近時，稍稍停了一會兒，和他們做了簡短的談話。皇帝問丹津班珠爾說：“你是不是班第達之子？”接著問扎西頓珠，“你這胖子是不是班第達之子的同事？當噶倫的？”然后，又問兩個漢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后，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爾到跟前來問道：“你會不會漢話和蒙古話？”他回稟說：“漢話只會幾個詞，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話說得不太好。”皇帝在轎上擺擺手，用蒙語說道：“可憐可憐，來來，到這兒來。”于是，他走近轎子跪下。

    乾隆皇帝對丹津班珠爾在藏廓沖突中的經(jīng)歷深表同情，表明丹津班珠爾的罪責(zé)將會予以赦免，但是他不宜繼續(xù)擔任噶倫之職。皇帝又說，你等藏人可暫時合住黃寺，由朝廷內(nèi)庫撥給薪俸，等新年盛宴之后再回西藏。

    對乾隆皇帝的寬宏大量，丹津班珠爾深表謝意。大皇帝面展笑容，點了點頭。

    這是藏文資料中關(guān)于乾隆皇帝音容狀貌最詳細的一則。

    所有關(guān)于乾隆皇帝外表的記載中，英國人所作的是最詳細傳神的。

    大約在丹津班珠爾到達北京的同時，馬戛爾尼使團也正從英國出發(fā)。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底，英國使團抵達承德，在這里覲見了八十三歲的乾隆皇帝。

    這一天英國人半夜兩點就起床了，梳洗穿衣。在萬樹園邊上的一個小帳篷里，他們等了兩個多小時。直到太陽出來，園中響起了音樂聲。那位歐洲人心目中非常神秘的東方大君主終于要出現(xiàn)了。“太陽剛剛出來，從遠處傳來音樂聲和人的吆喊聲，說明皇帝快要駕到了。不久以后，皇帝從一個周圍有樹聳立的高山背后，好似一個神圣森嚴的叢林中出來。”

    英國人描述說：“皇帝坐在一個無蓋的肩輿中，由十六個人抬著走，輿后有警衛(wèi)執(zhí)事多人手執(zhí)旗傘和樂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繡花的絲綢長褂，頭戴天鵝絨帽，形狀同蘇格蘭軍帽有些相似，帽前綴一巨珠，這是他衣飾上所帶的唯一珠寶。”

    皇帝所過之處，所有人都紛紛下跪。英國人也沒有機會仔細打量這位亞洲的主人。匆忙中掃了一眼，唯一的感覺是皇帝精神矍鑠，遠遠比他的年齡年輕。赫脫南說他只有“五十來歲，動作敏捷”，“風(fēng)度翩翩”。

    皇帝在萬樹園中的大幄前下輿，緩步走入大幄。英國使臣隨即進入，跪在寶座之側(cè)。借這樣近距離接觸的機會，英國人終于得以觀察這位地球上統(tǒng)治著最多人口的君主。馬戛爾尼的回憶錄，雖然經(jīng)劉半農(nóng)翻譯成半文半白，讀起來不太暢快，但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風(fēng)貌：“余靜觀其人，實一老成長者。形狀與吾英老年紳士相若，精神亦頗壯健，八十老翁，望之猶如六十許人也。”

    巴羅的記述更為傳神：“八十三歲的乾隆毫無一絲龍鐘老態(tài)。有著一個身體健壯、精神矍鑠的六十歲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銳利，鼻子鷹鉤，即使在如此高齡，面色仍相當紅潤。我估計他身高約五英尺九寸，腰板極其挺拔。雖然八十三歲的他既不算肥胖也不算強壯，但不難看出他曾經(jīng)有過一副強壯的體魄。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cao勞都沒能令其衰弱。像所有的滿族韃靼人一樣，他熱愛狩獵，從不錯過每年夏季舉行的cao練……他頭腦的活力和思維的敏捷也不遜于他的身體。他心思縝密，行事果斷，所以似乎無往不勝。”

    乾隆皇帝情商很高，善于與人打交道，雖然在為人行政中常有暴烈苛刻之舉，但禮儀性接觸中極少會給人留下不良的印象。副使斯當東回憶覲見皇帝的一刻說：“自始至終皇帝看來非常愉快自如，絕不像外間描寫那樣陰郁沉悶。他的態(tài)度很開朗，眼睛光亮有神。至少在接見特使的整個時間，他的表現(xiàn)如此。”

    禮節(jié)性拜會完成后，宴會就開始了。三位英國人以及他們的翻譯被邀請坐在“皇帝左手一張桌子前的坐墊上”。英國人注意到，“皇帝進餐時候，意態(tài)非常舒適，表現(xiàn)胃口極好”。“皇帝在整個典禮中對英國客人的照顧心情始終未減。在飲宴時，皇帝命執(zhí)事官從自己桌上取下盛饌數(shù)色送至特使桌，宴會完畢，皇帝命人召特使等至御座前，各親賜溫酒一杯，有些近似馬德拉的次等酒。皇帝問及英王陛下的歲數(shù)，特使據(jù)實回答。皇帝說，他今年八十三歲了，身體仍然很健康，希望英王陛下也能同他一樣長壽。他看上去確是很健康，不像已經(jīng)統(tǒng)治國事五十七年之久的樣子。典禮結(jié)束后，皇帝精神矍鑠地從寶座上走下，健步走上肩輿，毫無衰老狀態(tài)”。

    雖然這次出使慘敗而歸，但是奇怪的是，英國使團的成員們無一例外地對乾隆印象良好。通過與中國官員的大量交談，他們這樣總結(jié)他的性格：“他頭腦的活力和思維的敏捷也不遜于他的身體。他心思縝密，行事果斷，所以似乎無往不勝。他善良愛民，就像在所有面對臣民的場合所顯示的那樣。他在災(zāi)荒時期減免賦稅，救濟饑民，同時對他的敵人睚眥必報，殘酷無情。急躁而固執(zhí)，有時候使他斷事偏頗，處罰過嚴。”

    這一總結(jié)，考諸中國史料，應(yīng)該說相當準確而深刻。

    乾隆時代，宮中仍然生活著許多萬里遠來的傳教士。除了對紅毛人的體味有點討厭外，皇帝對西洋人的誠實、認真、不慕名利十分欣賞。和康熙皇帝一樣，他對那些身懷異能的西洋人總是很尊重，教士王致誠回憶說：在給皇帝畫像的時候，“天氣很熱。他（皇帝）發(fā)了慈悲，讓王致誠脫了帽子坐著作畫”。不要以為這是不值一提的細節(jié)，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在皇上面前只能跪著或者站著，即使工作也不例外”。

    傳教士們對皇帝的印象也大抵很好。汪宏達說：“皇上高大英俊，而且和善，又令人肅然起敬。如果說他對臣民很嚴肅，我認為那不是他的性格所致，那是因為對于中國這樣幅員廣闊的帝國，他無法以其他方式來維持他的統(tǒng)治，盡他的責(zé)任。因此大官們在他面前都要發(fā)抖。而每次他和我說話都態(tài)度和藹，使我產(chǎn)生一種信任感……他是一個偉大的君主，他親自過問一切，不管冬夏，天一亮，他就上朝，開始處理政務(wù)。我不明白為什么他怎么能夠做得那么細致……從他的性格來看，他無所不為而且都能成功。他無所畏懼，思路敏捷，能隨機應(yīng)變處理突發(fā)事件。”（《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朝廷》）

    總體來講，乾隆皇帝是一個外表精彩，風(fēng)度翩翩，充滿自信，富于精神活力的人。他擅長與人相處，知道怎么樣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他的威嚴和善意。對于接觸不多，特別是第一次見面的人，他是迷人的，富于魅力的。但是，那些常伴身邊的大臣近侍們卻清楚地知道，這不過是皇帝性格的冰山一角，水下的部分遠比這復(fù)雜。

    性格

    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生活在濃重的歷史感中。相對于生命的短暫，中國人更重視的是聲名的久遠。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當準確地表達了中國人重視身后名甚于生前樂的價值觀。

    可是，似乎也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不尊重歷史。很多時候，歷史人物的身后聲名與他的真實面貌相差甚遠。比如那個雄才大略的曹cao，在歷史上只留下了一個白臉jian臣的形象。六戰(zhàn)六敗的二流軍事家諸葛亮，卻成了戰(zhàn)無不勝的戰(zhàn)神。

    乾隆皇帝肯定是歷史上自我評價最高的皇帝，他自稱為“千古第一全人”。也就是說，全人類歷史上，他是最偉大的帝王。

    乾隆皇帝雖然自我評價甚高，然而和他那位不幸的父親一樣，民間野史中的乾隆皇帝與歷史真實同樣離題萬里。在老百姓眼中，乾隆是一個出身不正、熱衷享受、沉迷酒色、糊里糊涂的皇帝。

    老百姓解讀歷史，自有他們的一套價值標準。第一條原則是離奇。所以，乾隆的出身就被樂于捕風(fēng)捉影的老百姓毫無來由地蒙上了層層迷霧。

    一個流傳極廣的傳說是說乾隆乃是漢人的后代。據(jù)說康熙年間，海寧陳氏一家連續(xù)出了許多大官。陳元龍、陳世倌、陳詵、陳論父子叔侄，多人位極人臣，因此與雍親王府過往甚密。有一年，陳氏之妻與雍正之妃同時生育，陳氏產(chǎn)男，雍正之妃產(chǎn)女。抱子心切的雍正遂以女易男，換來了日后的乾隆作為自己的兒子。

    這個傳說有鼻子有眼，還有許多旁證。據(jù)說，乾隆當了皇帝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借六次南巡之機四次臨幸海寧陳家，并以孩子對父母的口氣為陳家寫了愛日堂、春暉堂等匾額。

    這個傳說當然不值一駁。雍正的生育能力早有證明，乾隆帝出生之時，他正在壯年，且已經(jīng)連得四子，絕對沒有必要采取這個做法。再說，即使萬般無奈，滿漢分界極嚴的雍正也不會要一個漢族孩子。乾隆四次臨幸陳家是事實，不過為陳家書寫宅匾的是康熙皇帝，而并非乾隆。陳氏的極盛，在康熙一朝，而并非乾隆時期。

    事實上，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滿族血統(tǒng)較占優(yōu)勢的帝王。清代第一、第二代皇帝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是血統(tǒng)純正的滿族人，第三代皇帝順治的生母是蒙古人，博爾濟吉特氏，也就是史上著名的莊妃。所以順治身上，滿蒙血統(tǒng)各半。康熙的母親佟佳氏本是漢軍旗人，姓佟，貴為太后之后才被抬入滿洲鑲黃旗，并改姓佟佳。經(jīng)史學(xué)家考證，其祖佟氏一族確系漢族。這樣，清代皇帝血統(tǒng)中就羼入了漢族血統(tǒng)，滿族血統(tǒng)降為25%。及至雍正、乾隆的生母皆為純正的滿族人，滿族血統(tǒng)才連續(xù)上升。乾隆皇帝身上有81.25%的滿族血統(tǒng)，6.25%的蒙古族血統(tǒng)和12.5%的漢族血統(tǒng)。

    老百姓編撰歷史的第二條規(guī)律是投射原理。在物質(zhì)享受極為貧乏的老百姓印象中，“皇帝”這兩個字主要意味著可以無節(jié)制地享受，無節(jié)制地吃“豬rou燉粉條”。所以，太平天子乾隆，成了老百姓投射他們對享受的想象力的主要方向。他們羨慕他閱盡人間春色，享盡了人間之福。小說家、戲曲家極盡演繹編撰之能事，將他塑造成一個處處留情的風(fēng)流天子形象。

    傳說中，乾隆皇帝日日笙歌宴飲，十分好酒，到處私訪，處處題詩。人們傳說，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就是因為皇帝南巡途中到處留情，甚至與皇后的嫂子私通，一氣之下，投河自盡。

    還有一個著名的傳說，說乾隆的妃子香妃是在乾隆平定回部之亂的時候俘虜來的。香妃與乾隆既是敵人，誓死不從，懷揣利刃要刺殺乾隆。皇太后察覺之后，命香妃自盡，才免了乾隆的橫禍。

    其實，乾隆皇帝性格中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自制力強。他一生生活都特別有節(jié)制，不喜飲酒。他一生寫了幾萬首詩，從不以“酒”字入詩，也從不暴飲暴食。即使舉行慶節(jié)賀宴，也日落而止，從不舉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過未申時”。他處事很有條理，不躁不亂，很有涵養(yǎng)。他自己說：“事煩心不亂，食少病無侵，此二語為予養(yǎng)心養(yǎng)身良方，原別無求養(yǎng)生之術(shù)也。”朝鮮人這樣描述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皇帝寢食起居，自御極后，無論四時，卯時而起，進早膳后，先覽中外庶政，次引見公卿大臣與之議決，至午而罷，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間或看書、制詩、書字，夜分乃寢。平生不飲酒，不嗜異味，朝夕進食，不過數(shù)匙，體力康旺不衰。”

    乾隆是一個相當重禮法，感情也比較專一的皇帝。乾隆時代的后宮，管理非常嚴格，沒有任何妃子敢于恃寵而驕，胡作非為。事實上，香妃是歸順朝廷的回族貴族之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選入宮，初封貴人，病逝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享年54歲，正史記載得明明白白。

    當然，關(guān)于乾隆的傳說中，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當然是劉墉劉羅鍋的故事。據(jù)說劉墉是皇太后的干兒子，乾隆的干兄弟。所以他連皇帝都敢捉弄。在老百姓的設(shè)計下，乾隆皇帝對這個精明狡黠又一身正氣的劉羅鍋又愛又恨，被他耍得團團轉(zhuǎn)卻又無可奈何。這些傳說，寄托了老百姓反抗政治權(quán)威、消解政治威嚴的心理需要。然而，把這個傳說安排在乾隆時期，特別不合理。因為乾隆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精明、苛刻的皇帝之一，他極力推崇皇權(quán)的威嚴，乾隆朝紀綱至為嚴肅，君臣相隔如天地。乾隆朝的大臣，即使貴為宰相，見了皇帝也如同老鼠見了貓，大氣都不敢出，誰還敢起意戲弄皇帝！

    乾隆皇帝擁有多重角色。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高明的軍事家，又是資深收藏家，涉獵廣泛的學(xué)者，同時還是作品最多水平不高的詩人，平庸卻自負的書法家，偉大的旅行家，出色的射手和獵人。他的真實形象，與野史傳說實在風(fēng)馬牛不相及。

    他的性格非常復(fù)雜。他情商很高，風(fēng)度翩翩，很善于討取別人的歡心，常使人感覺“藹然有春風(fēng)和氣”；他又高己卑人，內(nèi)心深處很少有瞧得起的人物，施政過程中經(jīng)常峻烈嚴酷，刻薄寡恩。他為人節(jié)制，平生飲酒不過數(shù)杯；他又窮奢極欲，花起錢來如沙似海。他富于同情心，常常因民生困苦而潸然落淚；他有時又像野獸一樣野蠻，制造了一起起慘絕人寰的文字獄，甚至在戰(zhàn)爭中進行種族滅絕。他早年富于自知之明，謙虛謹慎，把盛世推上了頂峰；晚年卻剛愎自用，自我膨脹，聽不進任何意見，親手毀了這個盛世……

    歷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這樣有如此多的側(cè)面。

    對母親，他是一個極為孝順的兒子。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時代》中說：“乾隆對他的母親，感情深摯，發(fā)自天性。故禮敬有加，始終不渝。”

    對嫡妻，他是一個深情而專一的丈夫。他17歲與出身名門的富察氏結(jié)為夫婦，兩人感情極好。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去世后，他悲痛欲絕，追念終生，寫下百十首感情真摯的悼亡之詩，見證了他是一個深情重義的男人。

    對女兒，他慈祥可親，甚至俯首甘為孺子牛。

    對兒子，他卻一直板著面孔。為防止歷代爭儲故事重演，乾隆對皇子們管束極為嚴厲。限制之嚴，待遇之低，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他的長子因為在嫡母的喪禮上表現(xiàn)得不夠悲痛而受到他的嚴厲斥責(zé)，并因此驚懼而死。

    對大臣，他早年彬彬有禮，寬大仁慈。乾隆十三年后，他卻一反常態(tài)，頤指氣使，任意挫辱，比雍正還要殘忍苛刻。乾隆時期是清代誅殺大臣最多的時期。

    對“順民”，他“愛民如子”，經(jīng)常為民間疾苦而動容落淚。他慷慨地普免天下錢糧，豁免窮困百姓的稅賦，在災(zāi)荒之時，不遺余力放賑救災(zāi)。

    對敢于反抗的“刁民”，他卻蠻不講理。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污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只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于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quán)利，他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diào)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對知識分子，他前期寬容大度，為雍正時期的幾起文字獄翻案，增開特科、恩科，增加入學(xué)名額，一時讓人感覺春風(fēng)拂面。后期他卻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殘忍、最瘋狂的文字獄制造者。許多精神病患者在發(fā)病之際隨手亂畫幾個不知所云的字，也會被乾隆定性為大逆不道，本人凌遲，親人連坐……

    當然，不管乾隆的性格多么復(fù)雜，不離兩個背景：一個，他是在尊榮至極的環(huán)境下成長起來的天潢貴胄，一生順遂，在天資和智力上很少遇到對手，因此自視極高，高己卑人是他注定無法避免的缺陷。另一個，雖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質(zhì)卻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動物。他一生為人行事，一舉一動，都是圍繞著“政治利益最大化”，圍繞著“建立大清王朝萬代永固之基”這個大局出發(fā)。為了這個大局，他可以柔如絲，也可以堅如鋼；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殘忍。他是一個高明的演員，許多時候，他的性格變化，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

    最有福氣的統(tǒng)治者

    乾隆皇帝晚年精選和田玉，鐫“十全老人”之寶。在歸政時，他說自己“今明足授受，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視堯舜，不啻過之”。也就是說，全人類歷史上，他是最偉大的帝王。

    確實，乾隆統(tǒng)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為過。乾隆朝人自己評價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jīng)之宏規(guī)；轢古凌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素余堂集》）《清史稿》這樣評價乾隆：“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于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權(quán)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嘆息焉。”戴逸先生說：“傳統(tǒng)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jīng)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fā)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

    在把國家推向歷史最高點的同時，他個人也創(chuàng)造了許多紀錄：

    第一，他是世界上統(tǒng)治時間最長的君王。

    乾隆皇帝25歲登基，86歲禪位后又做了3年掌握實際權(quán)力的太上皇，在位時間64年，其長度居世界統(tǒng)治者之首。

    有人說，統(tǒng)治紀錄的創(chuàng)造者應(yīng)該歸為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因為此人在位72年之久。然而眾所周知，太陽王5歲登基，一介童蒙并不懂得什么叫作“統(tǒng)治”。事實上，他22歲才對統(tǒng)治國家產(chǎn)生興趣。他的實際掌權(quán)時間不過50年。

    伊朗國王沙普爾二世與此相似。沙普爾二世是霍爾米茲德二世的遺腹子。他還未出生時，貴族們在他的母親肚子上放上王冠。他統(tǒng)治時間雖然長達70年，親自理政年限不超過60年。

    維多利亞女王是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在位時間長達63年，與乾隆皇帝相當，不過那時的英國已經(jīng)進入虛君時代，君主的權(quán)力與中國帝王根本無法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