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明初時，言官雖然言路無忌，但其對皇權的制約，并不明顯。

    除了少數言官敢對朱元璋本人放炮以外，其他多數時候，言官都和皇帝穿一條褲子，一唱一和，讓無數位高權重的大臣，因為各種污點被查出，從而身敗名裂。

    說實話，言官都是讀書人出身，在封建時代里，他們確實比一般人有有比較穩定的價值觀，有明確的是非判斷標準，在明初到中葉很長一段時間里，發揮了積極作用。

    許多言官都是通過上書言事，讓朝廷和天下人知道自己的文韜武略，后來成長為一代名臣。

    榜樣的力量無窮大，到了明朝中葉，言官的耿直勇敢已經成為一種精神，甚至不惜一死以獲直名。

    皇帝的廷杖，算計，威逼，利誘對許多言官失去了威懾力，言官逐漸成為約束皇權的一股強大力量。

    嘉靖時因為大禮儀發生的左順門血案，萬歷時的國本之爭，言官都是其中主要力量，他們前赴后繼，舍生忘死，對皇帝非暴力不合作，數年如一日，把絕頂聰明的嘉靖帝和萬歷帝，弄的狼狽不堪。

    導致嘉靖帝和萬歷帝，后期都只能選擇在他們唯一能掌控的皇城深宮里躲著，與前朝文官采取不見面不上朝，于深宮之中，掌控調度天下。

    當然，這也不是說他們就對付不了言官了，他們當然有，只是用了也相當于白用。

    整治言官唯一的方式，就是給作對上書言事的言官調動官職，將其從言路上調出。

    不是言官的話，再敢亂說亂道，收拾你就容易了。

    然而，一個言官被收拾，下面立馬就會又有一個言官被任命，有可能比上一個還要“耿直”，這就造成皇帝任命調動言官兩難的局面。

    有人會異想天開的認為，直接調不會和皇帝作對的親信文官去言路就行，可是，誰能保證對方到了言路上，還會繼續不和皇帝作對？

    言官的天職就是和皇帝作對，糾正皇帝錯誤的，誰到這個位置，敢不和皇帝作對，一昧討好皇帝的話，其他文官同僚也都不會容忍你在這個位置待太久的。

    當然，這也不是說言官不好，畢竟言官對皇權的約束，讓皇權少了很多任性，令皇帝甚至其他達官貴人，不敢任意胡來。

    只是，言官有好處，但言官政治發展到后期，自然也有害處。

    言官成為大明一大害，卻是始于黨爭。

    可以說，黨爭害了大明，而言官，就在此充當了主要角色。

    當初，顧憲成等人打著高尚的口號，籠絡文人士大夫，議論朝政，并逐漸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的東林黨。

    而其他與東林黨格格不入的官員，為了對抗東林黨，也紛紛結為楚黨，浙黨、齊黨等……

    這一時期，無論是言官，還是非言官，都在政治上站隊。

    張璟在后世的時候，聽過這么一個論點——一個人入了一個群體，智商會被群體拉低，良知會被群體泯滅。

    若是將這個論點放到明末各黨中，確實可以證明一些東西的。

    那些明朝黨爭中的一班人等，準確詮釋了這個論點。

    他們為了各自的利益和政治訴求，個體無不泯滅良知，罔顧事實，動輒向對方發起各種人身攻擊。

    即使明知道錯的，他們也依舊堅持，只是因為他們的黨派群體，而明朝文官集團從此陷入到無休無止的口水戰中，言官也就成為了這些口水戰的主要角色。

    這便是明末黑暗的黨爭中，也許在黨爭出現之前，耿直的言官，曾是封建皇權專制黑暗中的一股清流。

    但是，當他們加入了黨爭，為政治而爭，為了爭而爭時，再清流的言官，也將被污染。

    張璟明白，若是想改變明末的政局，黨爭是改變不了的，畢竟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出現山頭主義，而黨爭在政治上，根本避免不了，除非那些政黨，不要任何權利，只是，這可能嗎？

    不過，黨爭的話，張璟改變不了，但是將這黨爭的形式改變，比如讓大明的黨爭不再是以往的口水戰，變成實干黨爭，那也比這些官員什么事情都不會做，只會在朝堂上打口水仗強！

    而要改變形式，張璟看來，那就要限制言官的權利了。

    明末黨爭之所以言官作為主要角色，那就是因為言者無罪，他們上書彈劾政敵，沒有任何后果，所以才敢用各種莫須有，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清楚的東西來彈劾，一切只為打擊政敵而已。

    所以，若有可能，日后將言官的“言者無罪”加以限制，讓他們“有罪”，那就很必須了。

    比如，要彈劾某人，不可以風聞就奏，你要彈劾，必須要舉出具體證據，沒有證據，不得彈劾，無證據彈劾官員，那就算你誹謗，同樣治罪。

    張璟相信，有了這種上書需要負責的后果，明末各黨還想靠言官黨爭謀利，那就得看那些言官有沒有膽子去面對他們上書不實而產生罪責吧？

    說實話，張璟從來不認為普通的言官上書有錯，畢竟，只要不是像東林黨人為了彈劾政敵而彈劾，為了自己所代表的私利而上書，這些言官對于封建朝廷而言，確實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如果限制了言官，那些靠言路謀利文官會不會鬧事，張璟可以確定，他們肯定會的。

    只不過，若是有了一定實力，還怕這些文官鬧事？

    想想看真是歷史上，螨清竊據天下，將君主集權制推向頂峰時，一眾無恥的文官奴才們都信奉“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的做官宗旨，遇事無不下跪應“喳”，原本大明意氣風發的言官們，都成了多磕頭少說話的擺設，哪還有什么言官的樣子？

    這一切，是怎么回事？

    還不是一個字——怕！

    若非是怕了皇權，這些自私的文官，又怎么會把他們的權利拱手讓人？

    所以，張璟知道，日后真若是到了那一步，只要讓文官勢力怕了他，不要說限制言官了，哪怕他就是取消言官，限制言路，都沒有文官敢反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