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元魏的安寧祥和，南方明顯就要熱鬧得多，各類消息都有。

    首先是南梁方面，建康朝堂爆發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尚書左丞賀琛上疏直言蕭衍四項惡政，其一苛捐雜稅繁多，民不堪命；其二放任官員貪腐，窮奢極侈；其三幸臣恃勢弄權，擅專威福；其四廣建廟宇奇觀，勞民傷財。

    《管子·明法解》云：‘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

    蕭衍開國四十四年，威勢極重，眾臣并非不知道如今江南積弊之深，矛盾之尖銳，卻不敢明言，蕭衍多年來一直沉浸在江南無內亂的假象中。

    雖然被宇文泰襲取了益州，但其納表稱臣，顏面上也能過得去，再兼陳霸先平定交、德、愛等諸州叛亂，又有羅州（化州）刺史馮融兒媳，高涼（廣東高州）太守馮寶之妻，嶺南俚人首領冼英收復海南，這些好消息，似乎也在印證蕭衍的看法。

    若非高澄在北方大練水師，只怕今年蕭菩薩又要舍身同泰寺出家。

    不過也就在這年四月十四的時候，同泰寺浮圖失火，佛塔被毀，蕭衍下令重造十二層浮圖，這也是尚書左丞賀琛毅然上疏的直接原因。

    蕭衍收到奏疏后，可以預見心情不會太好，畢竟有人將他從美夢里喚醒，但他并未因此將賀琛治罪，反而待其更為信重。

    蕭菩薩老歸老，也會因為住在深宮，不曉得民間真實情況，而被假象蒙蔽，但他并未老糊涂。

    侯景圍困臺城時，假意請求和談以拖延時間，太子蕭綱欲從其請，蕭衍便曾說‘你自為之，莫使后人笑耳。’即你要干便干，只是別讓后人笑話，他一眼就看穿了侯景的真實目的，只是內心抱有一絲希望，才放任蕭綱接觸侯景。

    其實蕭衍的過錯并不止以上四條，另有一項賀琛沒敢提，即放縱宗室。

    使嶺南地區陷入六年動亂的蕭咨，如今尚且身居衛尉卿的緊要職位，便是最好的例子。

    當然，最大的惡政并非這幾條，而是貨幣市場的混亂，私幣肆意流通，導致物價沸騰，于是蕭衍在年初下詔全國通用足陌錢，以百日為限，百日后若還有人不使用足陌錢，則要被罰作三年勞役，男子被罰去邊疆，女子以身抵押勞役，由家人贖買。

    詔書頒布以后，士族豪強囤積足陌錢，市面能夠流通的足陌錢便隨之減少，而不使用足陌錢，又會被罰三年徭役，于是在南梁，僅三十五文的足陌錢，便能當百文使用。

    而此前囤積居奇的士族豪強們，更是借此大發橫財，而最終承擔這一苦果的，可不就是底層大眾。

    其實蕭衍哪怕學高澄把佛像全給熔了，都要滿足市場所需錢幣，結果也好不到哪去。

    北方士族是被小高王整怕了，斷然不敢囤積大將軍五銖錢，借此掠奪民財，畢竟你通過這種方法，賺得再多，最后一場抄家，獲利連帶祖產全數歸了國庫。

    但南方士族不同，他可是蕭菩薩呀，對宗室、對士族始終懷揣著一顆菩薩心腸。

    強制民間使用足陌錢，又不對士族囤積錢幣加以遏止，三十五文便能當百文使用，任由士族豪強以合法手段肆意掠奪民眾財富，如今南梁民間是個怎樣地景象，可以想見。

    當然，也許蕭衍根本就不知道士族豪強們囤積居奇的事情，哪怕是賀琛這種直臣，也沒敢提半句。

    蜀地方面，雖然治理已經步入正軌，但宇文泰在政務上最為倚重的王佐之才蘇綽，因積勞成疾于成都病逝。

    倉促入蜀，已經有如此局面，蘇綽在施政上的各項建議，可謂居功至偉，稱得上是為宇文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至于打壓蜀地原有漢人，也是無奈之舉，作為外來的第三方勢力，要想滿足麾下的利益訴求，總不能聯合只占人口少數，卻占利益大頭的南方漢人，去打壓占據人口多數，僅占利益少數的僚人。

    就僚人所占的利益，哪能夠滿足武川鮮卑與北地漢人的需求，而且對于現在的蜀地來說，穩定僚人遠比穩定南方漢人更重要，他們才是這一時期蜀地的主體民族，至于治理，不還有隨宇文泰南下的北地漢人么。

    餅在短期內就這么大，外來勢力必然要侵占原住民的利益，宇文泰不存在如蕭紀一般緩和漢、僚矛盾的選項，他若是對漢、僚都施以安撫手段，保護他們的利益不受北地漢人與武川鮮卑的侵害，也許武川豪杰與北地漢人們，便要另行推選新的領袖。

    這也是高澄將并州胡南遷之前，會先將三十萬戶河南民眾遷移至關隴，將他們留下的田畝住宅留給并州胡的原因，無論如何，滿足自己統治根基的利益訴求，永遠是最優先的。

    至于北地漢人與南方漢人，雖然同族，卻也不是一路人，在西晉永嘉南渡以前，北人就罵南人為‘貉子’，南方人也蔑稱北方人為‘傖父’。

    西進八王之亂中，陸遜之孫、陸抗之子陸機受任為河北都督，麾下一名小都督北人孟超放縱部下劫掠，陸機抓獲主謀，孟超卻蔑視稱‘貉奴也能做都督？’

    大體能夠反應魏晉時南北漢人之間的相互歧視，更何況是北魏建國一百六十多年后的現在，如羊侃、羊鴉仁等人終究是少數，否則羊侃也不會任由部眾歸家，只身渡河降梁。

    宇文泰在蜀地也并非只是治理，他不是守成的性子，高澄在洛陽編練水師，讓宇文泰確信其南征兵鋒將優先指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