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泛、徐宣等人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一同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以漢初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追劾湖陽公主的例子，為受罰的官員們辯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們，雖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復。

    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結果卻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處死了蓄意在赦前殺人的張成之子。張成為宦官黨羽，宦官一黨遂讓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士人、宦官間的矛盾在此爆發。

    桓帝大怒，詔告天下，逮捕并審理黨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太尉陳蕃認為“罪名不章”，拒絕平署詔書。桓帝見詔書無法生效，干脆跳過司法程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李膺、陳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辭。

    當時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桓帝沒有理他。

    陳蕃再度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言辭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勛周景為太尉。并罷免了司空劉茂，改以光祿勛宣酆為司空。

    同年十二月，桓帝竇皇后的父親槐里侯竇武為城門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公元167年）上書求情。

    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向桓帝進言，說天時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了。

    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黨人等獲得釋放，但放歸田里，終身罷黜，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