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學日本還在民國以前，只在東京住了六年，所以對于文化云云夠不上說什么認識，不過這總是一個第二故鄉，有時想到或是談及，覺得對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種愛著。這里邊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約有兩個，其一是個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說是思古之幽情罷。我是生長于東南水鄉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內沒有火氣，冷風可以直吹進被窩來，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魚，有了這種訓練去過東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會不合適的。我那時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思想在里邊，我們反對清朝，覺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況更早的東西。聽說夏穗卿錢念劬兩位先生在東京街上走路，看見店鋪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體，常指點贊嘆，謂猶存唐代遺風，非現今中國所有。岡千仞著《觀光紀游》中亦紀楊惺吾回國后事云：

    “惺吾雜陳在東所獲古寫經，把玩不置曰，此猶晉時筆法，宋元以下無此真致。”這種意思在那時大抵是很普通的。我們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卻是古昔，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異域的，所以不是夢幻似地空假，而亦與高麗安南的優孟衣冠不相同也。

    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國古俗，中國人好自大者反訕笑之，可謂不察之甚。《觀光紀游》卷二蘇杭游記上，記明治甲申（一八八四）六月二十六日事云：

    “晚與楊君赴陳松泉之邀，會者為陸云孫，汪少符，文小坡。楊君每談日東一事，滿坐哄然，余不解華語，癡坐其旁。因以為我俗席地而坐，食無案桌，寢無臥床，服無衣裳之別，婦女涅齒，帶廣，蔽腰圍等，皆為外人所訝者，而中人辮發垂地，嗜毒煙甚食色，婦女約足，人家不設廁，街巷不容車馬，皆不免陋者，未可以內笑外，以彼非此。”岡氏言雖未免有悻悻之氣，實際上卻是說得很對的。以我淺陋所知，中國人紀述日本風俗最有理解的要算黃公度，《日本雜事詩》二卷成于光緒五年己卯，已是五十七年前了，詩也只是尋常，注很詳細，更難得的是意見明達。卷下關于房屋的注云：

    “室皆離地尺許，以木為板，藉以莞席，入室則脫屨戶外，襪而登席。無門戶窗牖，以紙為屏，下承以槽，隨意開闔，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閣以庋物，有床笫以列器皿陳書畫。（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紙屏，架為小閣，以半懸掛玩器，則緣古人床笫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晝常掩門而夜不扃鑰。寢處無定所，展屏風，張帳幙，則就寢矣。每日必灑掃拂拭，潔無纖塵。”又一則云：

    “坐起皆席地，兩膝據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趺坐，若蹲踞，若箕踞，皆為不恭。坐必設褥，敬客之禮有敷數重席者。有君命則設幾，使者宣詔畢，亦就地坐矣。皆古禮也。因考《漢書·賈誼傳》，文帝不覺膝之前于席。《三國志·管寧傳》，坐不箕股，當膝處皆穿。《后漢書》，向栩坐板，坐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朱子又云，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觀之東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日本國志》成于八年后丁亥，所記稍詳略有不同，今不重引。）

    這種日本式的房屋我覺得很喜歡。這卻并不由于好古，上文所說的那種坐法實在有點弄不來，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像管寧那樣，則無論敷了幾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鐘就兩腳麻痹了。我喜歡的還是那房子的適用，特別便于簡易生活。《雜事詩》注已說明屋內鋪席，其制編稻草為臺，厚可二寸許，蒙草席于上，兩側加麻布黑緣，每席長六尺寬三尺，室之大小以席計數，自兩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則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學生所居以四席半為多。戶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紙，名曰障子，可稱紙窗，其他則兩面裱暗色厚紙，用以間隔，名曰唐紙，可云紙屏耳。閣原名戶棚，即壁櫥，分上下層，可分貯被褥及衣箱雜物，床笫原名“床之間”，即壁龕而大，下宿不設此，學生租民房時可利用此地堆積書報，幾乎平白地多出一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積才八十一方尺，比維摩斗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只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幾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幾前讀書寫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書卷紙張，等于一大書桌，客來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隨便臥倒，不必另備沙發，深夜從壁廚取被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只鋪蓋衣包小幾或加書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燈在車后走而已。中國公寓住室總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無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無安閑之趣。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華麗而不宜于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而且還覺得清疏有致。從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內憑窗看山，或著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住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這樣房屋自然也有缺點，如《雜事詩》注所云宜夏而不宜冬，其次是容易引火，還有或者不大謹慎，因為槽上拉動的板窗木戶易于偷啟，而且內無扃鑰，賊一入門便可各處自在游行也。

    關于衣服《雜事詩》注只講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云：

    “宮裝皆披發垂肩，民家多古裝束，七八歲時丫髻雙垂，尤為可人。長，耳不環，手不釧，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紅珊瑚為簪。出則攜蝙蝠傘。帶寬咫尺，圍腰二三匝，復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負者。衣袖尺許，襟廣微露胸，肩脊亦不盡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國志》所謂丹朱坋身者耶。”又云：

    “女子亦不著褲，里有圍裙，《禮》所謂中單，《漢書》所謂中裙，深藏不見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不著褲，聞者驚怪。今按《說文》，袴，脛衣也。《逸雅》，袴，兩股各跨別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無。張萱《疑曜》曰，袴即褲，古人皆無襠，有襠起自漢昭帝時上官宮人。考《漢書·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為窮袴。服虔曰，窮袴前后有襠，不得交通。是為有襠之袴所緣起。惟《史記》敘屠岸賈有置其袴中語，《戰國策》亦稱韓昭侯有敝袴，則似春秋戰國既有之，然或者尚無襠耶。”這個問題其實本很簡單。日本上古有袴，與中國西洋相同，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筒管袴而轉為燈籠袴，終乃袴腳益大，袴襠漸低，今禮服之“袴”已幾乎是裙了。平常著袴，故里衣中不復有袴類的東西，男子但用犢鼻裈，女子用圍裙，就已行了，迨后民間平時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復著，但用作乙種禮服，學生如上學或訪老師則和服之上必須著袴也。現今所謂和服實即古時之所謂“小袖”，袖本小而底圓，今則甚深廣，有如口袋，可以容手巾箋紙等，與中國和尚所穿的相似，西人稱之曰kimono，原語云“著物”，實只是衣服總稱耳。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據中國而逐漸有所變革，乃成今狀，蓋與其房屋起居最適合，若以現今和服住洋房中，或以華服住日本房，亦不甚適也。《雜事詩》注又有一則關于鞋襪的云：

    “襪前分歧為二靫，一靫容拇指，一靫容眾指。屐有如丌字者，兩齒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織蒲為苴，皆無墻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綆或紉蒲系于頭，必兩指間夾持用力乃能行，故襪分作兩歧。考《南史·虞玩之傳》，一屐著三十年，蒵斷以芒接之。古樂府，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這個木屐也是我所喜歡著的，我覺得比廣東用皮條絡住腳背的還要好，因為這似乎更著力可以走路。黃君說必兩指間夾持用力乃能行，這大約是沒有穿慣，或者因中國男子多裹腳，腳指互疊不能銜梁，銜亦無力，所以覺得不容易，其實是套著自然著力，用不著什么夾持的。去年夏間我往東京去，特地到大震災時沒有毀壞的本鄉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國大學前面一帶去散步，看看舊書店和地攤，很是自在，若是穿著洋服就覺得拘束，特別是那么大熱天。不過我們所能穿的也只是普通的“下馱”，即所謂反凹字形狀的一種，此外名稱“日和下馱”底作丌字形而不很高者從前學生時代也曾穿過，至于那兩齒甚高的“足馱”那就不敢請教了。在民國以前，東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頗有雨天變醬缸之概，足馱是雨具中的要品，現代卻可以不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馱就可應付，而且在實際上連這也少見了。

    《雜事詩》注關于食物說的最少，其一云：

    “多食生冷，喜食魚，聶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尋常茶飯，蘿卜竹筍而外，無長物也。近仿歐羅巴食法，或用牛羊。”又云：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獸rou，非餌病不許食。賣獸rou者隱其名曰藥食，復曰山鯨。所懸望子，畫牡丹者豕rou也，畫丹楓落葉者鹿rou也。”講到日本的食物，第一感到驚奇的事的確是獸rou的稀少。二十多年前我還在三田地方看見過山鯨（這是野豬的別號）的招牌，畫牡丹楓葉的卻已不見。雖然近時仿歐羅巴法，但rou食不能說很盛，不過已不如從前以獸rou為穢物禁而不食，rou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處開著罷了。平常鳥獸的rou只是豬牛與雞，羊rou簡直沒處買，鵝鴨也極不常見。平民的下飯的菜到現在仍舊還是蔬菜以及魚介。中國學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飯菜那么清淡，枯槁，沒有油水，一定大驚大恨，特別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間的地方。這是大可原諒的，但是我自己卻不以為苦，還覺得這有別一種風趣。吾鄉窮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頓飯，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螄為菜，故不怕咸與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無論什么都不大成問題。有些東西可以與故鄉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國某處的什么，這樣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與干菜湯，金山寺味噌與豆板醬，福神漬與醬咯噠，牛蒡獨活與蘆筍，鹽鮭與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納豆即咸豆豉，澤庵漬即福建的黃土蘿卜，蒟蒻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廣東的魚生，壽司（《雜事詩》作壽志）即古昔的魚鲊，其制法見于《齊民要術》，此其間又含有文化交通的歷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較豐盛，但其清淡則如故，亦仍以菜蔬魚介為主，雞豚在所不廢，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膩也。近時社會上亦流行中國及西洋菜，試食之則并不佳，即有名大店亦如此，蓋以日東手法調理西餐（日本昔時亦稱中國為西方）難得恰好，唯在赤坂一家云“茜”者吃中餐極佳，其廚師乃來自北平云。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為冷，確如《雜事詩》注所言。下宿供膳尚用熱飯，人家則大抵只煮早飯，家人之為官吏教員公司職員工匠學生者皆裹飯而出，名曰“便當”，匣中盛飯，別一格盛菜，上者有魚，否則梅干一二而已。傍晚歸來，再煮晚飯，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熱苦茶淘之。中國人慣食火熱的東西，有海軍同學昔日為京官，吃飯恨不熱，取飯鍋置坐右，由鍋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風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極端，卻亦是一好例。總之對于食物中國大概喜熱惡冷，所以留學生看了“便當”恐怕無不頭痛的，不過我覺得這也很好，不但是故鄉有吃“冷飯頭”的習慣，說得迂腐一點，也是人生的一點小訓練。希望人人都有“吐斯”當晚點心，人人都有小汽車坐，固然是久遠的理想，但在目前似乎刻苦的訓練也是必要。日本因其工商業之發展，都會文化漸以增進，享受方面也自然提高，不過這只是表面的一部分，普通的生活還是很刻苦，此不必一定是吃冷飯，然亦不妨說是其一。中國平民生活之苦已甚矣，我所說的乃是中流的知識階級應當學點吃苦，至少也不要太講享受。享受并不限于吃“吐斯”之類，抽大煙娶姨太太打麻將皆是中流享樂思想的表現，此一種病真真不知道如何才救得過來，上文云云只是姑妄言之耳。

    六月九日《大公報》上登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文，題曰“自信力與夸大狂”，我讀了很是佩服，有關于中國的衣食住的幾句話可以引用在這里。梁先生說中國文化里也有一部分是優于西洋者，解說道：

    “我覺得可說的太少，也許是從前很多，現在變少了。我想來想去只覺得中國的菜比外國的好吃，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的舒適，中國的宮室園林比外國的雅麗，此外我實在想不出有什么優于西洋的東西。”梁先生的意思似乎重在消極方面，我們卻不妨當作正面來看，說中國的衣食住都有些可取的地方。本來衣食住三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其習慣與便利，發生愛好的感情，轉而成為優劣的辨別，所以這里邊很存著主觀的成分，實在這也只能如此，要想找一根絕對平直的尺度來較量蓋幾乎是不可能的。固然也可以有人說，“因為西洋人吃雞蛋，所以兄弟也吃雞蛋。”不過在該吃之外還有好吃問題，恐怕在這一點上未必能與西洋人一定合致，那么這吃雞蛋的兄弟對于雞蛋也只有信而未至于愛耳。因此，改變一種生活方式很是煩難，而欲了解別種生活方式亦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事情在事實并不怎么愉快，在道理上顯然看出是荒謬的，如男子拖辮，女人纏足，似乎應該不難解決了，可是也并不如此，民國成立已將四半世紀了，而辮發未絕跡于村市，士大夫中愛賞金蓮步者亦不乏其人，他可知矣。谷崎潤一郎近日刊行《攝陽隨筆》，卷首有《陰翳禮贊》一篇，其中說漆碗盛味噌汁（以醬汁作湯，蔬類作料，如茄子蘿卜海帶，或用豆腐）的意義，頗多妙解，至悉歸其故于有色人種，以為在愛好上與白色人種異其趣，雖未免稍多宿命觀的色彩，大體卻說得很有意思。中日同是黃色的蒙古人種，日本文化古來又取資中土，然而其結果乃或同或異，唐時不取太監，宋時不取纏足，明時不取八股，清時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殊耶。我這樣說似更有陰沉的宿命觀，但我固深欽日本之善于別擇，一面卻亦仍夢想中國能于將來蕩滌此諸染污，蓋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變尚不至于絕難歟。

    我對于日本文化既所知極淺，今又欲談衣食住等的難問題，其不能說得不錯，蓋可知也。幸而我豫先聲明，這全是主觀的，回憶與印象的一種雜談，不足以知日本真的事情，只足以見我個人的意見耳。大抵非自己所有者不能深知，我尚能知故鄉的民間生活，因此亦能于日本生活中由其近似而得理會，其所不知者當然甚多，若所知者非其真相而只是我的解說，那也必所在多有而無可免者也。日本與中國在文化的關系上本猶羅馬之與希臘，及今乃成為東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談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國難”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懷疑。但是，我仔細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現在日本“非常時”的行動，我仍明確地看明白日本與中國畢竟同是亞細亞人，興衰禍福目前雖是不同，究竟的命運還是一致，亞細亞人豈終將淪于劣種乎，念之惘然。因談衣食住而結論至此，實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論也。廿四年六月廿一日，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