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隨便翻閱前人筆記，大抵以清朝人為主，別無什么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點事情罷了。郭柏蒼著《竹間十日話》序云：

    “十日之話閱者可一日而畢，閱者不煩，茍欲取一二事以訂證則甚為寶重，凡說部皆如此。藥方至小也，可以已疾。開卷有益，后人以一日之功可聞前人十日之話，勝于閑坐圍棋揮汗觀劇矣。計一生閑坐圍棋揮汗觀劇，不止十日也。蒼生平不圍棋不觀劇，以圍棋之功看山水，坐者未起，游者歸矣。以觀劇之功看雜著，半晌已數十事矣。”這一節話說得極好。我也是不會圍棋的，劇也已有三十年不觀了，我想勻出這種一點工夫來看筆記，希望得到開卷之益，可是成績不大好，往往呆看了大半天，正如舊友某氏說，只看了一個該死。我的要求本來或者未免稍苛亦未可知，我計較他們的質，又要估量他們的文。所以結果是談考據的失之枯燥，講義理的流于迂腐，傳奇志異的有兩路，風流者浮誕，勸戒者荒謬，至于文章寫得干凈，每則可以自成一篇小文者，尤其不可多得。我真覺得奇怪，何以中國文人這樣喜歡講那一套老話，如甘蔗滓的一嚼再嚼，還有那么好的滋味。最顯著的一例是關于所謂逆婦變豬這類的紀事。在阮元的《廣陵詩事》卷九中有這樣的一則云：

    “寶應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載太平寺中一豕現婦人足，弓樣宛然，同游詫為異，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婦后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見’命題云。憶元幼時聞林庾泉云，曾見某處一婦不孝其姑遭雷擊，身變為彘，唯頭為人，后腳猶弓樣焉，越年余復為雷殛死。始意為不經之談，今見安若此詩，覺天地之大事變之奇，真難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書之。”阮云臺本非俗物，于考據詞章之學也有成就，乃喜記錄此等惡濫故事，殊不可解，且當初不信林庾泉，而后來忽信成安若以至不知為誰之寺僧，尤為可笑。世上不乏妄人，編造《坐花志果》等書，災梨禍棗，汗牛充棟，幾可自成一庫，則亦聽之而已，雷塘庵主奈何也落此窠臼耶。中國人雖說是歷來受儒家的薰陶，可是實在不能達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態度，一面固然還是“未知生”，一面對于所謂臘月二十八的問題卻又很關心，于是就參照了眼前的君主專制制度建設起一個冥司來，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與喜懼。這是大眾的意志，讀書人原是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是同感的，卻要保留他們的優越，去拿出古人說的本不合理的“神道設教”的一句話來做解說，于是士大夫的神學也就成立了。民間自有不成文的神話與儀式，成文的則有《玉歷鈔傳》，《陰騭文》，《感應篇》，《功過格》，這在讀書人的書桌上都是與孔教的經有并列的資格的。照這個情形看來，中國文人思想之受神道教的支配正是不足怪的事情，不過有些杰出的人于此也還未能免俗，令人覺得可惜，因此他們所記的這好些東西只能供給我們作材料，去考證他們的信仰，卻不足供我們的玩味欣賞了。

    對于鬼神報應等的意見我覺得劉青園的要算頂好。青園名玉書，漢軍正藍旗，故書署遼陽玉書，生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所著有《青園詩草》四卷，《常談》四卷，行于世。《常談》卷一有云：

    “鬼神奇跡不止匹夫匹婦言之鑿鑿，士紳亦嘗及之。唯余風塵斯世未能一見，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為惡，故無鬼物侵陵，德不足以為善，亦無神靈呵護。平庸坦率，無所短長，眼界固宜如此。”又云：

    “言有鬼言無鬼，兩意原不相背，何必致疑。蓋有鬼者指古人論鬼神之理言，無鬼者指今人論鬼神之事言。”這個說法頗妙。劉本系儒家，反釋道而不敢議周孔，故其說鬼神云于理可有而于事則必無也。又卷三云：

    “余家世不談鬼狐妖怪事，故幼兒輩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貍，不知狐仙。知毒蟲惡獸盜賊之傷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無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說夢占夢詳夢等事。”又一則列舉其所信，有云：

    “信祭鬼神宜誠敬，不信鬼神能監察人事。信西方有人其號為佛，不信佛與我有何干涉。信圣賢教人以倫常，不信圣賢教人以詩文。信醫藥可治病，不信靈丹可長生。信擇地以安親，不信風水能福子孫。信相法可辨賢愚邪正，不信面目能見富貴功名。信死亡之氣癘疫之氣觸人成疾，不信殃煞撲人疫鬼祟人。信陰陽和燥濕通蓄泄有時為養，不信精氣閉涸人事斷絕為道。信活潑為生機，不信枯寂為保固。信祭祀祖先為報本追遠，不信冥中必待人間財物為用。似此之類不一而足，憶及者志之，是非亦不問人，亦不期人必宜如此。”此兩則清朗通達，是儒家最好的境地，正如高駿烈序文中所說，“使非行己昭焯，入理堅深，事變周知，智識超曠，何以及此”，不算過譽，其實亦只是懂得人情物理耳，雖然他攻異端時往往太有儒教徒氣，如主張將“必愿為僧者呈明盡宮之”，也覺得幼稚可笑。卷三又論闈中果報云：

    “鄉會兩闈，其間或有病者瘋者亡者縊者刎者，士子每惑于鬼神報復相駭異。余謂此無足怪。人至萬眾，何事不有，其故非一，概論之皆名利縈心，得失為患耳。當其時默對諸題，文不得意，自顧絕無中理，則百慮生焉，或慮貧不能歸，或憂饑寒無告，或懼父兄譴責，或恥親朋訕笑，或債負追逼，或被人欺騙，種種慮念皆足以致愚夫之短見，而風寒勞瘁病亡更常情也，惡足怪。若謂冤鬼纏擾，宿孽追尋，何時不可，而必俟場期耶。倘其人不試，將置沉冤于不問乎。此理易知，又何疑焉。人每津津談異，或以警士子之無行者，然亦下乘矣。猶憶己酉夏士子數人肄業寺中，談某家閨閫事甚媟，一士搖手急止之曰，不可不可，場期已近，且戒口過，俟中后再談何害。噫，士習如此，其學可知。”在“鄉闈紀異”這類題目的故事或單行本盛行的時候，能夠有如此明通的議論，雖然不過是常識，卻也正是卓識了。卷一又有一則，論古今說鬼之異同，也是我所喜歡的小文：

    “說鬼者代不乏人，其善說者唯左氏晦翁東坡及國朝蒲留仙紀曉嵐耳，第考其旨趣頗不相類。蓋左氏因事以及鬼，其意不在鬼。晦翁說之以理，略其情狀。東坡晚年厭聞時事，強人說鬼，以鬼自晦者也。蒲留仙文致多辭，殊生鬼趣，以鬼為戲者也。唯曉嵐旁征遠引，勸善警惡，所謂以鬼道設教，以補禮法所不足，王法所不及者，可謂善矣，第搢紳先生夙為人望，斯言一出，只恐釋黃巫覡九幽十八獄之說藉此得為口實矣。”以鬼道設教，既有益于人心世道，儒者宜贊許之，但他終致不滿，這也是他的長處，至少總是一個不夾雜道士氣的儒家，其純粹處可取也。又卷三有一則云：

    “余巷外即通衢，地名江米巷，車馬絡繹不絕。乾隆年間有重車過轍，忽陷其輪，啟視之，井也，蓋久閉者，因負重石折而復現焉。里人因而汲飲，亦無他異，而遠近好事者遂神其說，言龍見者，言出云者，言妖匿者，言中毒者，有窺探者，傾聽者，驚怪者，紛紛不已。余之相識亦時來詢訪，卻之不能，辨之不信，聒噪數月始漸息。甚矣，俗之尚邪，無怪其易惑也。”此事寫得很幽默，許多談異志怪的先生們都受了一番奚落，而阮云臺亦在其中，想起來真可發一笑。七月十八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