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現在會戰工地上被勞教的農民有四五十個哩，都是從各村拉來的。”“為什么勞教這些人？”田福軍問。

    “唉！你兩個是上級領導，我也不敢胡說……”劉志祥畏怯地低下頭只管抽旱煙。

    “不怕！你說！”張有智對劉志祥說。

    “你說說情況，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軍也親切地說。

    劉志祥這才在鞋幫子上磕掉煙灰，說“其實照我看，都是些雞毛蒜皮事！有的農民冬天沒錢做棉衣，把口糧拿到黑市上賣了幾個錢；有的是做了點小生意；還有的是對現在的某種政策不滿意，發了幾句牢sao……周主任說這都是嚴重的階級斗爭，就把這些人拉到公社農田基建會戰工地上勞教……”“怎個‘勞教’法？”張有智問。

    田福軍扭過頭對有智說：“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這辦法。讓一個人干幾個人的活，民兵小分隊拿槍照看著，也不給勞動報酬……”劉志祥說：“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這要重得多！動不動就把人捆起來了，還給上刑法。

    賈家溝那個人的胳膊都打壞了，因此受不了這罪，就和羊灣村的那個民工一起跑了；羊灣村的這個人更慘，吊起打了半晚上，十個手指頭都展不開，脊背黑青得象凍茄子一樣……”田福軍抖著手點了一支煙，痛心地看了一眼張有智。張有智氣憤地說：“這成了國民黨了！”

    劉志祥為張有智的這句話驚訝得嘴張了老大。他沒想到縣上的領導竟然也對文龍的做法不支持。他馬上膽大地說：“就是的！現在農民見了我們公社干部，就象兔子見了鷹，怕得要命。你們說，農民什么時候怕過咱們共產黨的干部嘛！”“是的，”田福軍說，“過去戰爭年代，我們的干部不論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象自家人一樣看待我們。現在我們這樣整群眾，這哪里還有一點共產黨的味道呢？”

    劉志祥又補充說：“文龍還一再強調，搞社會主義，搞農業學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繩子加路線！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繩！還提出要揭開蓋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田福軍聽完劉志祥的話，彎腰把手中的半截紙煙在磚地上弄滅，丟在一旁，抬起頭說：“這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是這，志祥！咱吃過午飯就到你們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勞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隊撤回來，讓他們到柳岔街上‘堵資本主義’去！等文龍回來，我們再和他上話……有智，你說呢？”

    胖胖的張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頭發，想了一下，說：“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見。不過，現在這形勢，把人一放了事，怕說不過去。干脆這樣！咱們也不說這些人沒問題，但這些問題讓他們通過政治夜校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來解決，不要再勞教這些人，讓他們做個檢查，再讓大家批判一下他們的‘資本主義傾向’就行了……”張主任說著，就被他的這些話把自己先逗笑了。

    劉志祥也笑了，說：“張主任這辦法好。他文龍也不好說什么！”

    田福軍沒笑，考慮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見。這時，劉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這人！光在這說話，都忘記給你兩個安排飯了！叫我趕快到灶房去說一聲！”劉志祥正準備走，田福軍擋住他說：“志祥你不要忙飯！你也不要給我和有智專意安排，你們吃什么，我們隨便吃一點就行了。等文龍回來，和他談過以后，我們晚上爭取再趕到石圪節去。罷了我們還要回柳岔來……”張有智問劉志祥：“剛才你辦公窯里那個婦女哭什么哩？”劉志祥說：“這是劉坪店來的一個民工，有婦女病，要請假回去，文龍不批準，她就又跑來找我。文龍不放話，我也不敢批準……”“讓她回去！”田福軍說。

    “那好！讓我現在就過去讓她走！”劉志祥說著就出去了。

    不一會，那個婦女竟然哭得淚水滿面跑過來，對田福軍和張有智說：“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們兩個青天大老爺……”田福軍和張有智苦笑著，勸慰這個婦女趕快到醫院去看她的箔…那婦女走后，劉志祥就帶著他倆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飯。

    他們進入灶房后，見兩個炊事員正忙著揭蒸籠。房子里還有一個胖老頭，不象是炊事員，穿一身干凈的中式黑卡嘰布棉衣，頭上攏一條新白毛巾，正拿著個大瓷碗，把菜鍋里的rou片子挑揀著往自己的碗里撈。

    劉志祥悄悄對縣上的兩位領導說：“這是文龍的父親……一個錢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來吃飯，比在他家里都隨便……”兩位縣上的領導驚訝地看著這位穿黑棉衣的農民，心里都涌上一種說不出的憤慨。周文龍限制別人的“資產階級法權”，可他自己卻搞真正的“資產階級法權”！他把別的農民打得死去活來，卻讓自己的農民父親一分錢也不出，在公社的鍋里挑肥揀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襖的“太上皇”如入無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rou片子，又抓了三個白蒸饃，自大地連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著頭出去了。在周文龍的父親看來，柳岔公社就是他兒子的天下，他要怎樣就可以怎樣！

    田福軍和張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飯，然后就和劉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會戰工地。

    會戰工地在離公社五華里路的一條河上。全公社集中起兩千多民工，在河兩面的山上把土挖下來，打一個大土壩，企圖把這條十華里長的河流整個攔截在這里。

    田福軍一行人來到工地時，正是民工們休息的時候，河兩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間的壩基上，到處都坐著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廣播兩報一刊元旦社論《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個地方的人還在繼續干活——這正是那些被勞教的民工。他們除過兩頓飯，一整天都不準休息。他們周圍蹲著幾個扛槍的民兵，誰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隊的人就大聲呵斥一陣。田福軍他們走到一個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揮部前面，劉志祥就大聲喊叫公社的另一個副主任和武裝專干過這邊來。

    這兩個干部先后跑過來了，一看是縣上的兩個領導，趕忙上來握手問候，并扭過頭吼叫人把茶水端過來！

    田福軍和張有智沒讓他們拿水，問這兩個人：現在工地上還有多少被勞教的人？

    這兩個人回答說，本來有五十六個人，但昨晚上偷跑了兩個，現在還有五十四人。

    田福軍對他們說：“過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讓他們各回各村的民工連去！”

    張有智立刻又補充說：“再不準搞這些名堂！農民有點錯誤，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這兩個人顯然急忙反應不過來。武裝專干問：“是不是周主任決定的？”

    劉志祥瞪了專干一眼，說：“這是縣上的領導決定的！”

    兩個呆若木雞的人這才明白過來：縣上的領導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們沒敢再說二話，趕緊過去執行縣領導的決定去了。這些被勞教的人員剛釋放，整個工地一下子就沸騰了。人們立刻一傳十，十傳百，說縣上來了兩個主任，把“勞改隊”解散了！

    民工們馬上從四面八方向這個帆布蓬前涌來。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這兩個“青天”告狀，說他們如何吃不飽飯；如何勞累——白天干一天，晚上還要夜戰，睡覺時間只有四、五個鐘頭，還又餓得睡不著！那些被釋放的“犯人”更是象謝救命恩人一樣撲到田福軍和張有智跟前來，五十多個人沒有一個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紀的老漢，一邊哭著，一邊還挽起袖子讓他倆看胳膊上繩子勒下的黑血櫻這老漢說著哭著，一撲踏跪在了他倆的面前，慌得田福軍和張有智趕緊扶起他，給老漢說了半天安慰話……田福軍立即對公社幾個領導指示：把農民帶來的粗糧，在公社糧站換成好一點的糧食；再從集體儲備糧里拿出一部分來補貼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戰的時間要縮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時給予治療……劉志祥掏出筆記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詳細記下來了……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幾個領導人誰也沒說話。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們從群眾的情緒里，再一次強烈地意識到，農民目前對我們的許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滿意藹—豈止是不滿意……本來，田福軍和張有智準備等周文龍回公社來，但這位主任趕晚飯前還不見人影。他們就連晚飯也沒吃，坐著吉普車又去了石圪節公社。臨去石圪節前，田福軍給劉志祥留話說，他和張主任過一兩天還要返回到柳岔來；并讓他轉告周文龍，把捉回來的那兩個農民也立刻放掉！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三章

    周文龍帶著幾個扛槍的民兵，高度緊張地在羊灣村和賈家溝跑了一天，還沒把兩個逃跑的“階級敵人”捉祝白天捉不住人，他估計這兩個“逃犯”大概藏在周圍的山里了，就決定晚上“守株待兔”。

    他當即把幾個民兵留在羊灣村，讓他們中的一個人照看住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風報信；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這家人的院墻外面，等人一回來就馬上捆住拉到工地上去。他命令這幾個民兵說：“捉住后捆緊些！”

    然后他自己帶著其它幾個民兵在賈家溝用同樣的方式等待另一個“敵人”自投羅網。

    但他們辛苦地熬了一夜，還是沒有把人捉祝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滿紅絲的周文龍把這兩個大隊的負責人叫來，限他們在三天之內一定要把這兩個“敵人”扭送到公社來。

    這兩個隊的負責人申辯說：誰知道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們怎么能在三天內把人找見呢？

    周文龍氣憤地說：“要是三天內找不回來，那你們兩個就自動來‘勞教隊’頂他們！”

    他于是就喪氣地帶著民兵小分隊返回到公社里。

    他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劉志祥就把縣上兩位領導來柳岔的前前后后都向他匯報了。

    周文龍聽后就象頭上被人打了一棒，坐在椅子里楞住了。劉志祥補充說：“田主任走時吩咐我，叫你把捉回來的那兩個人也放了。說他和張主任過一兩天還要到柳岔公社來。”

    “人沒捉回來，還放什么哩？讓那兩個壞蛋逃之夭夭不就行了？”周文龍氣憤地把臉往旁邊一扭。

    過了一會，他扭過臉又問：“勞教隊一個不剩都放了？”劉志祥說：“都放了。不過，縣上領導也沒說這些人沒問題，叫咱們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資本主義傾向用嘴巴就能消滅了？”

    “這又不是我的意見！這是縣上領導的決定！你不同意，你找他們談去！”

    劉志祥作為副手，平時不愿意和這位“暴君”頂嘴，但這件事他腰桿子挺硬，因此也敢把臉很難看地給“一把手”拉下來。他說完后，索性叼著個旱煙鍋一擰身走了。

    周文龍一個人坐在椅子里，兩只眼睛長時間直直地盯著一個地方，都能聽得見自己鬢角血管憤怒的哏哏聲。

    他確定無疑地認為：這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在原西縣的嚴重反映！田福軍一貫搞右傾機會主義，和張有智一唱一和，與堅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馮主任對抗。他在上大學之前就知道縣上兩條路線斗爭的嚴重性。現在看來這斗爭更加尖銳了！

    周文龍明顯地感到，自從鄧小平在中央恢復工作以來，許多文化革命中被批斗過的“走資派”歡欣鼓舞，大搞右傾翻案活動。尤其是他們縣的田福軍，到處散布奇談怪論，打擊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同志。而對一些思想右傾的人，他又好得象伙穿一條褲子！比如他的同班同學白明川，從文化革命開始到現在，一直是個“保皇派”，田福軍卻象寶貝一樣器重他……周文龍腦子里亂哄哄地思考著，鼻子嘴里噴著熱氣。由于氣憤，他把自己的指關節捏得咯巴巴價響。他想，他應該馬上給馮主任報告田福軍和張有智在柳岔的所作所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破壞農業學大寨運動！

    他想寫一封信給馮世寬，但又感到信太慢了。

    干脆！直接給馮主任掛電話！

    他旋即出了自己的窯洞，來到隔壁電話室。

    他讓女話務員接通馮主任后，就讓她離開話務室——說這個電話話務員不能聽。

    他在電話上向馮主任詳細匯報了田、張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動……馮世寬在電話上聽了周文龍的匯報，心中頓時象塞了一把火！

    他沒想到，田福軍和張有智兩個人處心積慮和他作對。

    不！這不僅是對他馮世寬個人，而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進攻！

    本來，世寬的情緒眼下正在高漲之時——他的工作成績已引起地區和省上領導的重視，馬上就要在原西縣召開現場會了。他希望這個現場會開得轟轟烈烈，讓地區和省上的領導親眼看看他馮世寬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對現場會的兩個主要參觀點非常重視，才把田福軍和張有智派下去檢查督促工作——沒想到他們下去卻拆他的臺！

    說心里話，文龍是馮世寬最看重的公社書記。小伙子路線覺悟高，敢于抓階級斗爭；而且革命干勁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縣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公社。田福軍他們打擊周文龍，就等于打擊他馮世寬！

    決不能容忍這種行為！他應該馬上采取措施。否則，這個舉足輕重的現場會很可能讓田福軍和張有智弄塌火。他現在很后悔沒堅持讓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圪節——登云說他牙疼，要在縣醫院讓老中醫顧先生扎針，只好把他留在了城關社……馮世寬在盛怒之下，決定立即把剛打發出去的縣常委們再調回來，開個緊急常委會，解決縣領導班子的路線問題和“軟、懶、散”問題。

    但他又冷靜了一下，考慮到現場會的籌備工作還沒做完，他要集中時間和政工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幾天再說。不過他想，一定要盡快解決這問題！必須趕在地區現場會召開之前把縣革委會一班人的思想統一起來。

    馮世寬給縣革委會辦事組指示，讓外出的常委們元月七日必須趕回來，八號要開緊急常委會……田福軍和張有智離開柳岔公社后，當天晚上就趕到了石圪節。

    因為柳岔的劉志祥已給石圪節掛了電話，白明川下午就從牛家溝的公社會戰工地上趕回來，等待縣上的兩位領導。今年農田基建規模大，明川親自去會戰工地領導。他回公社機關的時候，委托徐治功全面負責工地上的事。

    田福軍和張有智聽了白明川的匯報后，對這里的工作比較滿意。柳岔公社所有過火的做法，今年石圪節公社都沒有。

    福軍和有智都比較喜歡白明川。這小伙子雖然年輕，但很有頭腦。他到縣上來開會，常能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見解，而且也敢當面對馮世寬和縣上的一些政策提不同意見，常常充當各公社主任的“代言人”。

    晚上，因為公社也沒什么人，白明川就叫灶房里簡單炒了幾個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風”酒，三個人就在明川的辦公窯里，一邊慢慢抿酒，一邊隨便拉起了話。

    喝了幾杯酒以后，白明川并沒有興奮起來，反而憂心忡忡地對兩位縣上的領導說：“你們雖然是我的上級，但我了解你們，你們也了解我。再說，酒場上的話，柴草不掛……”“你們公社有啥問題哩？你說！我們能解決的，盡量解決！”臉已經有點發紅的張有智對白明川說。

    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說：“我不是說我們公社。我是說咱們國家……國家再這樣下去，可就不得了！本來，鄧副主席恢復工作以來，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們也能感覺來，最近有些人已對他的做法開始旁敲側擊地發起了進攻……”“周文龍就已經散布說鄧副主席還搞修正主義那一套！”張有智也把筷子擱在了桌子上。

    白明川笑了笑：“我那同學他是個小人物，光他這種人物濟不上事！”他收斂了笑容，“那些大人物才可怕呢！我指的是中央的一些人，他們都在毛主席身邊……”田福軍兩條胳膊擱在桌子上，專心地聽明川說話。他喜歡地看著這個黑胡麻楂的青年人，說：“明川，你能考慮這么重大的問題，很不簡單。好！盡管我們都是些普通人，無法改變我們國家的局面，但我們應該有一雙分辯黑白的眼睛，有一顆能嚴肅思考我們國家命運的頭腦……你感覺到的問題，任何一個有頭腦，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感覺到的。這不是我們幾個人的憂慮，而是全中國人民的憂慮……”張有智在田福軍說話的時候，連喝了幾大杯酒，已經有點醉了，趴在桌子上，眼里竟然噙滿淚水，說：“我晚上常和老婆說這些事，兩個人有時候一晚上都合不住眼……唉，按說咱現在有職有位，有吃有喝，可是國家搞成這個樣子，個人滿嘴沙糖嚼起來都是苦的！建國二十五年了，群眾還吃不飽飯！我看見工地上穿得爛囊囊的農民，心里就感到難受和羞愧！

    可周文龍這種缺肝少肺的小子，還用法西斯手段對待他們……”這三個人一直拉到深夜，把一瓶“西鳳”酒喝得一滴不剩，才都很氣悶地睡了覺。經歷過那些年月的正直的人們誰沒有過這樣的夜晚和這樣的談話？這些壓抑而憂心的歲月礙…第二天，當白明川帶著田福軍和張有智到牛家溝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時，話務員拿來一份電話記錄，告訴田主任和張主任，說縣革委會辦事組電話通知，讓他們兩個最遲趕七號返回縣城，參加緊急會議。

    田福軍和張有智都猜不來會議內容——按說，應該同時簡單地告訴他們開什么會。

    他們本來還準備再返到柳岔公社，和周文龍好好談談，但這樣一來時間顯然不夠了，因為他們還要到其它幾個公社看看。田福軍原來還想回雙水村一趟，現在看來也不行了。

    他兩個于是很快從石圪節動身，趕著跑完了其余幾個公社，七號下午就準時返回了縣城。

    田福軍回到家的當天晚上，愛云就告訴他，縣常委的緊急會議是要收拾他和張有智哩！

    據說柳岔公社主任在電話上把他們的行為反映了，馮主任非常惱火。愛云說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訴她的——馮世寬告訴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訴了老婆劉志英，劉志英又告訴了她……田福軍這才明白馮世寬為什么這樣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召回縣城。

    愛云在被窩里說：“你可當心些。”

    田福軍“啪”地拉滅電燈，說：“我不怕！”

    本來第二天要開會，但省上組織部門來位領導，指名要一把手馮世寬匯報工作。常委們以為會議移到了下一天。可當天吃完晚飯后，大家卻被通知到縣革委會會議室開會。

    因為太突然，有幾位常委急忙找不見，幾乎到了十點左右，人才全部到齊。

    正如料到的那樣，馮世寬一開始就指責田福軍和張有智，在柳岔打擊周文龍同志的革命積極性。他說這是路線問題，方向問題，縣常委會首先要批判這種右傾思想和“軟、懶、散”作風，否則，原西縣怎么可能保持農業學大寨先進縣的稱號？

    田福軍平靜地說：“世寬，我們不能用棍棒和槍桿子來維持先進呀！”

    馮世寬把送到唇邊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說：“農業學大寨運動是一場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

    另一位副主任馬國雄立刻附和說：“文龍同志的動機完全是為了革命嘛！”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嗎？”張有智譏諷地對馬國雄說。

    馬國雄反唇相譏：“打死幾個人了？”

    胳膊腿打壞就夠嗆了！還真的要往死打嗎？原西縣沒資格定人死罪！”張有智說。

    其它常委們也開始參與爭論了，會議室頓時亂哄哄吵成了一片，氣氛相當緊張。做記錄的秘書沒法記錄，干脆變成了服務員，跑出跑進為辯論的常委們添茶倒水。

    在大家激烈爭吵的時候，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同志正用手掌捂著自己的腮幫子，一言不發。要是往常，登云雖然言辭不過分激烈，但總要轉著彎來表示他對馮主任的支持。但今天不知為什么，他似乎對這場爭論采取了中立的態度。盡管馮世寬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態，但登云卻裝得好象沒看見或者不明白馮世寬的眼色。

    馮主任不知情，登云現在有了難處——他兒子正沒命地追求田福軍的侄女，現在他不好再和田福軍傷和氣了！

    馮世寬顯然對李登云今天的表現很不滿意。從常委會發言的情況看來，他現在并不占上風，因此他很需要李登云同志站出來支持他。

    馮世寬甚至忍不住開口對角落里的李登云說：“登云，你的看法呢？”

    李登云趕忙把另一只手也捂在腮幫子上，還是不說話，只是吱吱唔唔地對馮世寬表示，他今晚牙疼得連一句話也說不成……這次常委會開創了本縣會議史上最不尋常的記錄：這一些情緒激動的人，竟然從天黑一直吵到天明！

    盡管他們熬了一個通夜辯論原西縣的“兩條路線斗爭”，而且爭吵的雙方幾乎誰也沒有說服誰，但他們仍然沒有睡意，繼續在辯論。現在，雄辯的馬國雄正在進行他的不知第幾輪發言，長篇宏論地指責田福軍這幾年所犯的“路線錯誤”。為了有說服力，國雄還在提兜里掏出一摞“學習材料”放在面前，不時地旁證博引。坐在他對面的張有智卻用一兩句尖刻的反駁話乘機插進他的發言中，逗引得馬國雄反而更加說個沒完……正在這時，出去提開水的秘書臉色蒼白地走進會議室，對諸位領導說：“快聽廣播！周總理逝世了！”

    會議室猛地鴉雀無聲。所有的人都驚得象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不知誰先哭出了聲。緊接著，會議室響起了一片抽泣和嗚咽之聲……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臺的播音員正用哽咽的聲音播送著訃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以極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癥，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時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八歲……會議室的人都先后涌出了房子，來到院子的磚墻邊上，靜靜地聽著播音員播送訃告。陰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時間飄降起雪花。風雪中，縣城的大街小巷站滿了悲痛的人群。田福軍和馮世寬無意間站在一起，他們似乎忘記了一整夜的唇槍舌戰，兩個人此刻都淚流滿面。

    周恩來，人民的總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兒子，他的偉大正在于他始終代表了中國普通人民的意志與愿望。這是一個不能用言辭說盡的光輝的名字。可是現在，這顆偉大的心臟猝然間停止了跳動……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沉痛的日子。

    人民悼念這位偉大領袖的逝世，同時對中國的前途更加憂慮起來。這雙重的壓力沉重地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盡管有許多可恥的規定不許人民舉行悼念活動，但周總理的葬禮也許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禮。鎖鏈可以鎖住門窗，鎖住手腳，但人心是鎖不住的——周恩來活在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