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大利道：“你確定就是上次綁你的那伙人？”

    張英說話聲音發抖，道：“是的。有三個人，戴著帽子和墨鏡，用一個布套子套住了一個女子，拖到車上去。和那天一模一樣。這群人太壞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搶人。他們動作快得很，那個女的肯定沒有反應，和我那天一個樣。”

    侯大利腦海中浮現出張英被綁的細節。“從車里跳出來四個人，一人先抱著我兒子到車里，另外兩人拽著我到車里。他們力氣很大，我回過神來，已經被帶到車里。這些人壞得很，跳下車就給我和兒子頭上都套了一個黑色袋子，我沒有看清楚來人。”

    從這個描述中來看，張英并沒有看清楚來人，講不出來人的相貌和穿著打扮。

    據南門附近店老板的回憶：“他們動作快得很，幾下就把人弄進去了，那個妹子沒有來得及喊，這是讓我疑惑的地方，所以沒報警。他們都戴帽子，穿的是一樣的衛衣。從我這個位置看，個個都差不多。”

    據張冬梅回憶：“這幾個人戴著帽子和墨鏡，看不清楚面容。他們跳下來就要拉我到車上。幸好顧全清及時開車過來，撞了面包車，這幾個人放了我，跳上車，跑了。”

    綜合三個人的回憶，侯大利知道張英說的是真話。張英被綁上車之前被蒙了頭，無法提供有用信息，更不知道面包車上的人習慣戴帽子和墨鏡。這一次張英明確指出這三人戴了帽子和墨鏡，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張英沒有說假話，二是這伙人再次出現。

    侯大利道：“看清楚車牌沒有？”

    “看清楚了，是山bxxxxx。我最恨他們了，看見面包車開走，馬上就寫下來了。”張英伸出手掌，上面歪歪扭扭寫著幾個號碼。

    侯大利明白這個車牌號大概率是假的，還是迅速記下來，又問道：“朝哪個方向跑的？”

    張英道：“中山大道方向。”

    從與張英見面到讓專案二組兩輛車沿著中山大道追過去，也就不到一分鐘時間。侯大利迅速決策，安排兩輛車沿著中山大道追了過去。這一系列案子完全印在侯大利腦中，時常拿出來琢磨，爛熟于心。正是由于爛熟于心，這才能夠判斷真偽，臨場決斷。

    兩輛車離開視線后，侯大利道：“那個被綁上車的女孩子是什么模樣，能記得起來嗎？”

    張英道：“記得起來。我帶兒子來文化宮學習。出來以后，我兒子肚子有點餓，我就帶他來吃碗面。在吃面條的時候，我見到有一個女孩子獨自一人在等公交車，心里還在想，上次我就在這里被綁了起來，這個女孩子一個人在這里，好危險。正在想這事，那輛面包車就沖了過來，停下來后，跳下來三個人。”

    侯大利道：“你看清楚那個女孩的面容沒有？”

    張英道：“有點印象，樣子很清秀，小鼻子小眼睛那種女孩，個子挺高的，瘦瘦的。”

    侯大利道：“駕駛室有沒有人？”

    張英道：“駕駛室也跳了一個人下來，一共就有三個人。”

    這又是一個新情況，在張英模糊的記憶中，綁她的人不少于三人，加上駕駛員，至少在四人以上。在張冬梅遇到面包車時，面包車的駕駛員沒有下車，而下車的人有四人，老工人文化宮南門的老板看到了四個人跳出面包車，面包車上還有一個駕駛員，那就意味著有五人。

    從兩個當事人和目擊者的回憶來看，面包車內除了駕駛員以外不少于四人，這一次張英只看到三人。侯大利聯想到手腕刻字的遇害者，做出猜測：或許他們內部產生了矛盾，手腕刻字的駕駛員被殺害。這或許正是至今不能明確遇害者身份的原因。

    說到這里，又有一輛車停在附近，滕鵬飛和重案二組組長苗偉走了過來。

    侯大利繼續問道：“你上次就在文化宮南門被綁，還敢帶兒子到這邊上課？”

    張英用很奇怪的眼神看著侯大利道：“我交了很多錢，他們又不退，我只能帶著兒子來上課，否則就浪費了。我們不是大戶人家，每分錢都得花在刀刃上。我們也只是給娃兒用錢大方一點，平時只能虧自己。不好好學習，娃兒和外公一樣，那就慘得很。”

    滕鵬飛得知有年輕女子被人強拉到車上，盡管還不知道具體情況，不敢懈怠，仍然以綁架案來對待。綁架案是重大惡性刑事案件，分管副局長宮建民接到報告后，在第一時間向局長關鵬報告。

    幾分鐘之后，從指揮中心傳出一道道指令：全警行動，查找車牌為山bxxxxx的面包車。城區警力全城搜索。特警支隊、城郊派出所和刑警城郊中隊在城郊各個路口攔堵。視頻大隊偵查員調取各節點監控錄像，不僅是判斷面包車去向，還要查找面包車在綁架少女前的行蹤，特別要注意尋找三個綁匪在車下的影像。交警大隊緊盯屏幕，從實時監控中尋找山bxxxxx面包車的蹤跡。重案二組作為預備隊，暫時沒有出動。如果確實存在綁架案，需要由他們主辦。他們聚在小會議室，隨時準備投入戰斗。

    打完一通電話，滕鵬飛這才回到侯大利身邊，道：“你這邊有消息沒有？”

    最早到達現場的是省命案積案專案二組，侯大利和吳雪留在現場了解情況。秦東江和樊勇為一組，張劍波、戴志和江克揚為一組，開著兩輛車，沿中山大道追擊。